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黄昏。台风“海燕”的尾巴终于扫过香港，留下满城狼藉和一种被彻底洗劫过的死寂。雨水在弹坑中积聚，倒映着铁灰色的天空，如同大地上无数无法愈合的伤口。位于中环己连拿利的一处日军秘密审讯室内，空气粘稠得如同凝固的血。这里曾是一位富商精心打造的酒窖，如今，昂贵的橡木酒架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水泥墙和挂在墙上的、式样各异的刑具。空气里混杂着霉菌的阴湿、旧日酒液挥发出的酸腐，以及一股无论怎样清洗也无法彻底祛除的、淡淡的血腥气。
杉田大佐没有坐在审讯桌后。他站在房间中央，背对着门口，身影在昏暗的灯泡下拉得很长。他刚刚收到来自湾仔和半山教堂两处的报告——白鸽的宁死不降，以及黛在教堂的消失。一种计划被打乱的愠怒，混合着一丝对这两个女人顽强生命力的、近乎欣赏的复杂情绪，在他心头缠绕。他意识到，常规的追捕和拷问，对这类承载着某种“信念”的目标，效果有限。
“我们需要的，是一把能撬开她们精神盔甲的钥匙。”杉田缓缓转过身，对他的副官，也是对他内心那个日益清晰的想法说道，“不是肉体的折磨，而是……信念的瓦解。”
就在这时，审讯室厚重的铁门被无声地推开。一个身影被两名宪兵“护送”进来。来人穿着一件半旧的呢子大衣，领子竖起，试图遮挡住大半张脸，但那双在镜片后闪烁不定的眼睛，以及那略显佝偻、试图隐藏却更显鬼祟的姿态，还是暴露了他的身份——程海颐，军统香港站前情报分析组副组长，一个在站内遭到毁灭性破坏后便“人间蒸发”的高级特工。
杉田没有立刻开口，他用一种解剖标本般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程海颐。程海颐的指尖有长期翻阅文件留下的微黄，他的步伐带着文职人员的虚浮，但他此刻紧绷的肩膀和微微颤抖的嘴角，暴露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这不是一个习惯了刀头舔血的特工，而是一个在恐惧和算计中挣扎的文人。
“程先生，”杉田的声音平淡，听不出喜怒，仿佛在谈论天气，“或者，我该称呼你的代号——‘算盘’？你在我们约定的安全屋里‘休息’了三天，考虑得如何了？”
程海颐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这个动作本该显得斯文，此刻却只透出一种心虚的掩饰。“杉田先生，”他的声音干涩，带着刻意讨好的语调，却又难掩一丝残留的、属于知识分子的矜持，“我……我已经提供了几个外围联络点的信息，证明了我的诚意。您答应过的，会保证我和我家人的安全，安排我们去巴西……”
“诚意？”杉田轻轻打断他，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如同刀锋的反光，“程先生，你提供的那些‘外围’信息，就像用过的火柴梗，毫无价值。我要的，是能点燃整个棋局的‘火种’。比如，那个从密室里逃出来的女人，黛，她下一步会去哪里？她手里真正要传递的，是什么？还有，那个所谓的‘创世纪’组织，在军统内部，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更深层的联系？”
程海颐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他当然知道黛，甚至曾在内部的机密简报上看过对她的评估——“极具文化价值，需重点争取”。他也隐约听说过“创世纪”这个神秘组织的名字，与一些最高级别的、他无权接触的绝密档案有关。出卖这些，意味着彻底斩断退路，将灵魂完全典当给魔鬼。
“我……我只是个搞分析的，杉田先生！”程海颐的声音带上了哭腔，这是一种混合着恐惧、羞愧和自怜的复杂情感，“那些核心机密，我根本接触不到！黛……她只是个学者，她能有什么……”
“学者？”杉田向前一步，逼近程海颐，他的目光如同实质，压在程海颐的神经上，“一个能让‘白鸽’那样的死士用生命为她铺路的‘学者’？一个能从帝国特高课精心设计的钢铁棺材里带着绝密信息逃脱的‘学者’？程先生，你是分析专家，用你的专业素养分析一下，这合乎逻辑吗？”
杉田的话，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剥开了程海颐自我安慰的借口。他瘫坐在宪兵搬来的木椅上，双手捂住脸。审讯室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喘息声。他的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交锋。
一方是他曾宣誓效忠的旗帜和那些模糊的“民族大义”。他想起了初入军统时的热血，想起了那些在日军轰炸中死去的同胞，一丝微弱的负罪感像针一样刺着他的良知。他想：“国之不存，家将焉附？我此举，与汉奸何异？”这是基于传统士人气节和民族主义教育的视角。
但另一方，是赤裸裸的现实恐惧和对未来的算计。香港沦陷时地狱般的景象，军统内部高层的倾轧与无能，以及他内心深处对死亡最本能的畏惧，都在啃噬着他那本就并不坚定的信念。更重要的是，他远在上海的妻儿，那张被他摩挲得起了毛边的全家福照片，是他最大的软肋。杉田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程先生，乱世之中，活下去，让家人活下去，才是最基本的‘义’。”杉田的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你们的孟子不也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主义’，让程家香火断绝，让你的妻子流落街头，这就是你追求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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