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晨光熹微。香港仔避风塘弥漫着鱼腥与海藻腐败的咸湿气味,混杂着渔船上劣质煤油炉冒出的呛人烟雾。黛蜷缩在一艘破旧舢板的狭窄船舱里,身下是潮湿发霉的草席,耳边是波浪轻拍船体的单调声响。过去四十八小时的逃亡,如同在一张不断收紧的巨网边缘挣扎。她能感觉到杉田布控的严密,追捕的焦点正从漫无目的的搜捕,转向对她特定行为模式的精准预测。程海颐的背叛,像一根无形的毒刺,让她每一步都感到潜在的危险。
她必须彻底消失,不是躲藏,而是以另一个人的身份,融入这片混乱的土地。这个念头让她心脏揪紧,不仅是出于对暴露的恐惧,更源于一种深层的身份剥离的痛苦。她,陈黛,一个承载着家族书香与古籍墨韵的名字,一个在故纸堆中寻找文明脉络的学者,此刻必须将自己碾碎,重塑成一个陌生的、卑微的、不起眼的形象。
她从贴身行囊中,取出几样简陋得近乎原始的物件:一小块从废弃戏班后台找到的、掺了灰土的暗黄色蜜粉;一支烧焦的树枝充当炭笔;一小瓶用植物汁液和锅底灰混合而成的“药水”;还有一套费尽周折才从一户贫苦渔民家换来的、打满补丁、散发着鱼腥和海盐结晶的粗布衣裤。这些便是她构筑新身份的全部材料。
对镜(一块破碎的船窗玻璃)梳妆,是一场无声的自我凌迟。她用蜜粉仔细遮盖脸上最后一点知识女性特有的苍白,调入灰土营造出长期劳作的粗糙与暗沉。炭笔勾勒出符合岭南渔家女特征的、略微上挑的粗眉,加深眼窝的阴影,让眼神看起来疲惫而麻木——一种被生活重压磨平了所有棱角的顺从。她用“药水”将十指指甲染上洗不掉的污渍,指关节处甚至用细砂纸磨出细微的伤痕与老茧。最后,她脱下原本虽旧但整洁的旗袍,换上那套硬邦邦、散发着浓烈体味和生计艰辛的粗布衣裤,并将一头青丝用最普通的、甚至有些肮脏的蓝色头巾紧紧包裹,垂下几缕碎发,遮挡住部分额头与眼神——那里曾是智慧与坚定最易泄露的地方。
当她再次抬起头,看向玻璃中模糊的倒影时,连她自己都感到一阵心悸。镜中之人,眼神浑浊,面容憔悴,姿态因刻意模仿而微微佝偂,与那个在图书馆灯光下凝神研读、在密室中与白鸽并肩破解文明密码的陈黛,判若云泥。这不仅是外表的改变,更是对内在气质的一种强行压抑和扭曲。她感到一种灵魂被强行塞入不适躯壳的窒息感。脑海中浮现《庄子·齐物论》中的句子:“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此刻,她是黛,还是这个即将诞生的、名为“阿娣”的渔家女?这种身份的迷惘,加剧了她内心的动荡。
然而,理性的声音立刻压倒了这丝彷徨。《孙子兵法·虚实篇》清晰地指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她必须成为“无形”之水,融入万千水滴,才能避开追捕的锋芒。伪装不是退缩,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进攻,是保存火种、完成使命的必要策略。这种基于战略的冷静思考,与她此刻情感上对自我身份丧失的厌恶感,形成了剧烈的内心拉锯。她深吸一口气,将属于“陈黛”的过往、情感、甚至呼吸的频率,都深深埋藏,让“阿娣”这个角色从内而外地占据这具躯壳。
她选择的第一个试炼场,是香港仔鱼市场。这里是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三教九流混杂之地,更是观察日军巡逻盘查规律的绝佳地点。
清晨的鱼市场人声鼎沸,腥咸的海风与活鱼的挣扎、死鱼的腐臭、人群的汗味交织成一股浓烈的生活气息。黛,不,是“阿娣”,挎着一个破旧的竹篮,低着头,步履略显拖沓地混迹在人群中。她用余光敏锐地扫视四周:趾高气扬的日军巡逻队、眼神贪婪的汉奸侦缉队员、为生计奔波的渔民、精明的鱼贩、以及更多像她一样卑微求存的普通面孔。
她刻意靠近一个正在发生的盘查现场。一名日军士兵正粗暴地翻检一个老渔妇的鱼篓,用生硬的粤语喝问。黛屏住呼吸,模仿着周围人群那种既恐惧又麻木的神情,微微缩着肩膀,眼神低垂,盯着自己沾满泥污的布鞋,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一个底层女性面对强权时最寻常的反应。她能感觉到士兵审视的目光从她身上扫过,那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在她那身破旧衣服和卑微姿态上停留片刻,便毫不在意地移开了。
成功了。完美的隐匿,源于极致的卑微。
在市场的喧嚣中,她捕捉着零碎的信息。她听到鱼贩们抱怨通往澳门的海上检查愈发严苛,听到关于“同善堂”近期在附近派发少量米粮的议论,也听到了关于杉田大佐正在疯狂搜寻一个“女学者”的、已经有些变形的传闻。这些信息碎片,与她从程海颐可能的背叛角度进行的推断相互印证。逻辑的链条在她脑中清晰起来:常规渠道已被封锁,杉田必然对“同善堂”这条线有所警觉,甚至可能张网以待。直接前往,无异于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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