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喆投向京城的石子，如同投入深潭，激起的涟漪在平静的水面下悄然扩散，其效果需要时间来发酵。而江南本地，因改革深化而引发的暗流，却已然开始涌动，并很快与来自京城的压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首先发难的，是那些在赵德明铁腕推行新规下利益受损的江宁本地士绅。他们不再满足于暗中串联和向京城递送诉状，而是联合起来，由几位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老秀才和致仕官员牵头，联名向江宁府衙乃至巡抚衙门递交了一份措辞激烈的“万民书”。
这份“万民书”避开了直接攻击漕运新规本身，而是将矛头精准地对准了执行者赵德明。书中罗列了赵德明数条“罪状”：其一是“苛政扰民”，指责其在清丈田亩、核定漕额过程中手段粗暴，不顾地方实际情况，致使“良田被诬为劣等，小民赋税反增”；其二是“任用私人”，声称赵德明提拔的协助推行新规的吏员，多是其丹阳旧部或“不明来历之人”，排挤本地贤达；其三是“沽名钓誉”，暗示赵德明如此卖力，不过是为了讨好安郡王，为自己攫取政绩，并非真心为民。
“万民书”一出，顿时在江宁士林和民间引起不小波澜。虽然明眼人都知道这背后是利益之争，但赵德明行事确实雷厉风行，难免有处置不当或触及无辜之处，给了对方攻击的口实。一些原本受益于新规、对赵德明抱有好感的平民百姓，在士绅舆论的引导下，也开始变得将信将疑。
赵德明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舆论攻势，又气又急，连忙向苏喆和刘明远上禀自辩，并着手调查“万民书”背后的主使。
苏喆接到禀报，并未立刻表态支持赵德明，反而在公开场合流露出几分“忧虑”，对钱文渊和刘明远表示：“赵同知年轻气盛，行事或有些操切，还需两位大人多多提点，勿使好事变成坏事，寒了士绅百姓之心。”
他这番看似“公允”的表态，让那些士绅以为抓住了机会，攻势更猛。也让一直暗中观察的潘世琛心中暗自冷笑，觉得安郡王到底年轻，遇到地方势力的反弹便有些退缩了。
然而，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苏喆有意为之的“引蛇出洞”。他就是要让这些隐藏在幕后的反对者跳出来，暴露在明处，才好一网打尽。他暗中指示刘明远和赵德明，一方面稳住阵脚，继续推行新规，另一方面则加紧搜集这些士绅自身不法情事以及相互勾结、对抗新政的证据。
就在江宁士绅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京城的反馈也终于到了。
首先是通过官方渠道送达的，皇后对苏喆前一封“表忠密奏”的回复。皇后的批复依旧简短，语气却比以往温和了些许：“吾儿辛劳，江南漕弊得清，朕心甚慰。然行事需有度，用人当察贤，勿使小人借机生事，亦勿令忠良寒心。京中流言，朕自有明断，吾儿安心任事即可。”
这番话，看似关怀和信任，实则充满了帝王心术。她肯定了苏喆的功劳，但更强调了“有度”和“察贤”，隐隐是在敲打他不要过于扩张权力，用人要谨慎（暗指赵德明引发的争议）。对于京中流言，她表示“自有明断”，既是安抚，也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宣告——一切仍在她的掌控之中。
这封批复，让苏喆稍微安心了些，至少皇后暂时没有直接支持三皇子等人对付他的意思，但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制衡。
而通过苏家暗线反馈回来的消息，则更值得玩味。苏喆那招针对三皇子的离间计，似乎起到了一些效果。三皇子殷琮门下的人，近几日明显加强了对五皇子殷璜动向的关注，尤其是在江南人士往来方面。两家门下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原本略有缓和的气氛又变得微妙起来。虽然尚未公开翻脸，但那脆弱的“默契”显然已出现了裂痕。
然而，就在苏喆以为暂时稳住局面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
一直表现“恭顺”的漕运总督潘世琛，突然向巡抚衙门和布政使司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文书，声称在复核近年漕运账目时，发现几笔与之前雷豹有关的款项去向存在“疑点”，涉及江宁、镇江等地的几个官仓和银库。他建议由巡抚衙门、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漕运衙门组成联合稽查组，彻底清查这些账目，以“澄清吏治，杜绝后患”！
潘世琛这一手，极其狠辣且 timing 精准！他选择的时机，正是赵德明被士绅攻击、苏喆看似“退缩”、京城局面微妙之际！他打着“澄清吏治”的旗号，要求联合稽查，名正言顺。而清查的账目涉及雷豹，谁也挑不出错处。
但苏喆瞬间就明白了潘世琛的险恶用心！这些账目看似是冲着雷豹余毒去的，但雷豹倒台后，相关的仓库、银库很多已被苏喆通过苏慕贤和谢三爷的人间接控制或渗透，正在为苏喆的秘密资金流转和物资囤积服务！一旦展开大规模联合稽查，很难保证这些隐秘的勾当不被发现！届时，他“与商贾勾结”、“挪用官款”的罪名恐怕就要坐实了！这远比那些士绅的“万民书”要致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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