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十，淮安清江浦码头。
赵明远站在晨雾里，看着漕工们排成长队，从账房先生手里领工钱。每人领了，按个手印，默默离开。
“都按大人吩咐，二十铜元一日，实发二十铜元，不扣任何杂费。”漕运衙门派来的司官陪笑，“您看，这账册……”
赵明远接过账册。字迹工整，人数、日期、手印俱全。他翻了三页，忽然问：“这些漕工，你都认识？”
司官一愣：“这个……认识大半。”
“那好。”赵明远随手一指远处一个刚领完钱、正蹲在墙根啃饼的老漕工，“他叫什么？何处人氏？家中几口？”
司官支吾：“好像姓王……哪里人来着……”
“他叫李老四，宿迁人，家中五口，两个娃。”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说话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吏，穿着洗得发白的吏服，站在账房角落。司官狠狠瞪他一眼，老吏却垂着眼，像没看见。
赵明远走到老吏面前：“你是？”
“小人刘秉忠，漕运衙门书办，管漕工名册三十年。”
“刘书办，”赵明远盯着他，“本官想看看真正的工钱发放记录，而非这本刚造出来的新账。你可有？”
司官急道：“刘秉忠！你胡说什么！”
刘秉忠抬起头，眼里有种麻木的光：“大人，真正的账，在小人家里。但小人敢拿出来，大人敢看吗？”
“带路。”
刘秉忠的家在码头后巷，两间漏雨的土屋。他从床底拖出一口旧木箱，打开，里面是三大本厚厚的账册，纸张泛黄，边角破损。
“这是永乐年到今天的漕工工钱实发记录。”刘秉忠声音平静，“大人随便翻一页。”
赵明远翻开一页——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名册上的人名，与今日所见竟有七成相同。
“这些人……干了三十年？”
“漕工是世袭的。”刘秉忠点了点其中几个名字，“他们的爹，他们的爷，都死在这运河上。工钱呢？永乐年一日十文，到天启年还是一日十文。米价涨了五倍。”（注：民间还是习惯称1个铜元为1文）
赵明远手指发凉：“那多出来的十文……”
“‘码头钱’三文，‘把头钱’两文，‘平安钱’两文——这是给帮派的。剩下三文，层层分润，到漕工手里，还是十文。”刘秉忠翻开另一本，“这是‘漕运保险司’的理赔记录。三年，漕工死伤四百七十二人，获赔者……七人。”
他顿了顿，从箱底又摸出一本薄册，封面无字，浸着暗褐色污渍。
“这是血账。”刘秉忠声音发颤，“小人记的，那些死得冤的。张三，万历四十八年落水，尸首没找到，算‘逃亡’，家眷领不到抚恤。李四，天启元年被货包砸死，账上记‘酗酒斗殴致死’。王五……”
他一连念了十几个名字，最后道：“这账，小人藏了十年。原想带到棺材里去。可昨日见大人退了玉貔貅，小人想……或许，还能搏一搏。”
赵明远接过那本血账。纸张黏连，血迹已变成深褐色，触目惊心。
“你就不怕？”
“怕。”刘秉忠惨笑，“小人的儿子，前年也死在漕上，被记了‘自寻短见’。小人今年五十有三，无后了。还怕什么？”
门外忽然传来喧哗。司官带着几个衙役冲进来：“刘秉忠！你私藏账册，诽谤上官！给我拿下！”
赵明远挡在刘秉忠身前，举起金牌：“本官在此，谁敢拿人？”
司官咬牙：“赵御史！此人是疯癫老吏，胡言乱语！这些账册都是伪造！”
“是不是伪造，本官自会查证。”赵明远收起账册，“刘书办，随本官回行馆。从此刻起，你受本官庇护。”
走出土屋时，阳光刺眼。赵明远抱着那口木箱，觉得重如千钧。
当夜，漕运总督衙门。
崔文焕听完司官禀报，脸色阴沉如水。他沉默良久，对屏风后道：“赵明远不能留了。”
一个阴柔的声音传出：“漕台，他是钦差，有金牌。”
“那又如何？”崔文焕冷笑，“运河上，每年失踪的漕工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多一个御史，不多。”
“可他若将账册送出去……”
“送不出去。”崔文焕走到窗边，望向赵明远行馆方向，“淮安电报局，今夜也该‘遭雷击’了。”
丑时三刻，赵明远行馆。
刘秉忠已安顿在厢房。赵明远在灯下翻阅血账，越看心越沉。正欲提笔写密报，忽然闻到焦糊味。
他推开门——东厢房账房浓烟滚滚！
“走水了！走水了！”
救火声、奔跑声乱成一片。赵明远冲进账房，见几个书吏正拼命泼水。那口木箱就在火中，箱盖已燃。
“账册！”他脱下外袍扑打火焰，龙鳞卫冲进来将他架出。
火在半时辰后扑灭。木箱已成焦炭，账册尽毁。刘秉忠跪在灰烬前，浑身发抖。
赵明远扶起他，低声道：“刘书办，真正的账册，你还有副本，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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