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胶东一带闹匪患，各乡都组织了护村队。我们李家庄的李老九，便是护村队的头儿。
这李老九四十出头，膀大腰圆，早年间在镖局走过镖，会些拳脚功夫。自打当了护村队长，愈发威风起来，腰间常别着把驳壳枪，看谁不顺眼就骂两句，乡亲们虽惧他，却也靠他护着村子免遭匪患。
那年腊月，邻村马家集有个老书生，姓商，五十多岁，为人清正，在村里办了间私塾，教着十几个娃娃识字念书。商老先生有个独女，名唤三娘，年方十九，生得眉清目秀，却因自幼丧母，性子比一般男儿还要刚强。
变故发生在冬至那天。李老九带着护村队到马家集“联防”，商老先生在自家院子里说了句：“保境安民是本分，莫要借机扰民才是。”不知怎的传到李老九耳中，当夜便带人闯进商家，硬说商老先生通匪，要绑去审问。
拉扯间，李老九推了老先生一把，老先生后脑磕在石阶上，当场气绝。待马家集的人赶来，李老九已带着护村队扬长而去，只撂下一句话：“这老东西自己摔死，怨不得旁人！”
商三娘伏在父亲尸身上哭了整夜。第二日，她擦干眼泪，托人写了状纸，到县衙告状。可李老九早打点好了上下，县太爷收了状纸，只说“证据不足”，草草了事。商三娘不服，又往省城告，省里的批文下来，仍是“查无实据，不予受理”。
转眼开春，商家两个在外做学徒的儿子赶回家中，听闻父亲冤死，气得要去拼命。商三娘拦住两个哥哥，冷声道：“官府不管，自有天理。你们若去硬拼，不过多送两条性命。此事我自有计较。”
说来也怪，自那以后，商三娘再不提报仇之事，只在父亲灵位前日日焚香。村里人都说，这姑娘怕是认命了。只有隔壁王婆悄悄对人说，半夜路过商家院子，听见里面有琵琶声，如泣如诉，不似人间曲调。
清明节那日，商三娘突然换了身素色衣裳，对两个哥哥说：“我要到城里姨母家住些时日，散散心。”兄弟俩只当她心里苦闷，便由她去了。
这一去就是三个月。其间李家庄出了件怪事：先是李老九家的看门大黄狗夜夜狂吠，对着空无一人的巷口龇牙；接着他家厨房半夜总有锅碗瓢盆的响动，早上起来，灶台上却摆着三碗凉透了的祭饭；最邪乎的是，有人深夜见着个白衣女子在李老九家墙外徘徊，走近却不见了踪影。
李老九起初不信邪，直到他八岁的小儿子突然大病，整日胡言乱语，说什么“白衣服的姑姑要带我走”。李老九这才慌了神，请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出马仙胡三姑来看。
胡三姑在李老九家转了一圈，脸色越来越沉，最后在堂屋东北角站定，掐指算了半晌，摇头道：“九爷，您这是惹了不该惹的人。这屋里，有怨气缠着呢。”
“可有解法？”李老九忙问。
胡三姑叹道：“冤有头债有主。您若想平安，需得诚心忏悔，超度亡魂。否则……”她顿了顿，“不出百日，必有血光之灾。”
李老九嘴上应着，心里却不以为意。他是见过血的，当年走镖时匪也杀过，哪会怕这些神神鬼鬼。
转眼到了六月，李老九五十大寿，要大摆筵席。他如今不只是护村队长，还借着剿匪之名，低价强收了乡亲们不少田地，成了李家庄数一数二的富户。寿宴自然办得隆重，请了城里的戏班子，连唱三天大戏。
寿宴第二天，戏班子里新来个唱曲的姑娘，自称姓白，是从济南府来的，专攻琵琶弹唱。班主向李老九引荐时，那白姑娘抱着琵琶微微福身，面上蒙着薄纱，只露出一双秋水般的眼睛。
李老九本就好这一口，见白姑娘身段窈窕，声音婉转，当即留下，让她当晚在寿宴上献艺。
是夜，李家张灯结彩，宾客满堂。白姑娘抱着琵琶上台，先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指法娴熟，琴音清越。接着又唱了段《霸王别姬》，声情并茂，听得满堂喝彩。
李老九大喜，命人赏钱，又招手让白姑娘近前敬酒。白姑娘也不推辞，款步走到主桌前，端起酒杯，隔着面纱轻声道：“九爷大寿，小女子再献上一曲，恭祝九爷福寿安康。”
说罢，她退回台上，调了调弦，琴音陡然一转，竟是一曲《广陵散》。这曲子相传是嵇康临刑前所奏，满含肃杀之气。宾客中有些懂行的，不觉皱起眉头。
曲至中段，白姑娘开口唱道：“月黑风高夜，冤魂绕梁时。血债终须血来偿，阎王殿前说分明……”声音凄厉，哪里还是先前柔美的调子。
李老九脸色一变，拍案而起：“唱的什么晦气东西！”
话音未落，白姑娘突然扯下面纱，露出一张清丽却冰冷的脸。有马家集的客人认出，失声叫道：“这不是商老先生的闺女三娘吗？！”
说时迟那时快，商三娘从琵琶腹中抽出一柄雪亮的短刀，纵身跃下戏台，直扑李老九。满堂宾客惊叫四散，李老九也是练家子，侧身躲过一刀，反手去抓商三娘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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