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胶东半岛有个靠山屯，屯子里住着个打更的老汉，姓李，大号李富贵，可没人叫，都喊他李老憨。
这李老憨五十出头，光棍一条，住在村东头两间快塌的土坯房里。他爹娘走得早，留下这三亩薄田，他也不大会种，草长得比庄稼高。村里人可怜他，让他夜里打更，挣口饭吃。
李老憨有个毛病——心大。打更打到半夜，饿了就蹲在土地庙台阶上，就着西北风啃凉地瓜。有一回，他端着碗蹲在那儿，一条野狗蹿过来，把他碗里最后一块地瓜叼跑了。
“嘿，你倒是挑嘴，专拣大的拿。”
他也不恼，把碗里剩下的几块地瓜皮倒在庙门口，自言自语：“吃吧吃吧，都饿着呢。”
打那以后，他每晚都把吃剩的饭食搁在土地庙的香炉跟前。有时候是半块饼子，有时候是几根咸菜条，逢年过节还能有块肥肉片子。
过了小半年，怪事来了。
那天李老憨打完更回家，推开吱呀作响的破木门，愣了——灶台上搁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四只大白面馒头，还冒着热气。
“谁家做好事送错了门？”
他端着馒头满屯子问，没人认。问到最后，村里老会计抽着旱烟说：“老憨，你是不是得罪啥人了？这年头，谁家舍得送四个白面馒头？”
李老憨挠挠头：“不能啊，我连骂人都不会，得罪谁？”
又过了几天，他打更回来，破桌上多了半只烧鸡、一壶老酒。
“这、这、这……”李老憨搓着手，在屋里转了三圈，最后一拍大腿，“管他呢！吃了再说！”
就这么着，隔三差五，他屋里就多出些吃食。有时是几个鸡蛋，有时是一块豆腐，最阔气的一回，还有一条二斤重的鲤鱼。
屯子里传开了闲话。有的说李老憨撞了邪，有的说他偷了人，还有的说他八成是挖着祖坟里的宝了。李老憨也不解释，照旧打更，照旧把剩饭搁土地庙门口。
这年冬天，雪下得没膝盖。
李老憨半夜打完更，踩着雪往回走。走到土地庙跟前，就着雪光一瞅，庙门口蜷着团黑乎乎的东西。他凑近一看，是个人。
那人一身黑衣裳，缩成一团，脸埋在膝盖里，身上盖了层薄雪。
“哎哟，这大冷天的，不要命了？”李老憨赶紧蹲下，拍拍那人肩膀，“老哥，醒醒，上我家暖和暖和。”
那人抬起头，是个干瘦老头，下巴上一撮山羊胡子，冻得嘴唇发紫。他睁开眼瞅了瞅李老憨，有气无力地说：“走不动了。”
李老憨二话不说，把这老头背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走。老头轻飘飘的，跟背床棉絮似的。
进了屋，李老憨把老头搁炕头上，点着火盆，又去灶房煮了一锅姜汤。老头喝了姜汤，脸色缓过来些，靠墙坐着，打量这破屋。
李老憨把家里仅剩的半床破棉絮给老头盖上，自己蹲在灶门口烤火。火光照得他脸膛红通通的，他咧嘴一笑：“老哥，你咋大半夜在外头？家里人呢？”
老头沉默半晌，说：“没家。讨饭的。”
李老憨点点头：“我也是光棍。咱俩搭个伴正好。你就在我这住下，我打更挣口饭吃，匀你一半。”
老头没吭声，只是盯着他看，那眼神跟两盏小灯似的，亮得瘆人。
打这天起，老头就在李老憨家住下了。
老头不爱说话，白天睡觉，夜里也不睡，就靠墙坐着，也不知道想啥。李老憨也不问，每天打更回来，就把挣来的吃食分一半给老头。
过了些日子，李老憨发现不对——家里那口破缸，明明快见底了，愣是能舀出米来。灶房那捆柴，烧了半个月也没见少。
有一回，他实在憋不住，问老头：“老哥，咱家这米缸是不是成精了？”
老头睁开眼，微微一笑：“你猜。”
李老憨挠挠头：“我猜不着。反正有米下锅就行。”
又过了几天，村里闹起黄皮子。
先是老会计家丢了三十个鸡蛋，接着是刘寡妇家一只下蛋的老母鸡没了影，再后来，连村长家过年预备的猪头都不翼而飞。有人看见，是几只黄皮子干的，又肥又大，跟小狼崽子似的。
村里人找了跳大神的来看，大神烧了香，说这黄皮子是受了人供奉，成了气候，轻易动不得。
李老憨回家跟老头念叨这事，老头听了，脸色沉下来。
当天夜里，李老憨睡到半夜，被一阵动静吵醒。睁眼一看，老头正站在门口，月光底下，他身后拖着好几条毛茸茸的尾巴。
李老憨揉了揉眼，以为自己做梦。再一看，老头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老头坐在炕头，跟没事人似的。李老憨憋了半天，终于问：“老哥，你……你是不是那个？”
老头看着他，笑了：“我是哪个？”
“就是……那个……我天天往土地庙搁吃食，你是不是……”
老头点点头：“是我。我是那土地庙后头山洞里修炼的狐仙。你供了我半年吃食，我吃了你的东西，不能不还。前些日子那米啊柴啊，是我使的法子。昨晚上，我去把那窝黄皮子撵跑了，以后村里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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