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沉默了几秒。有人低头记录，有人交换眼神，还有人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技术科一位老同志开口：“隐私问题怎么解决？采集这么多个人信息，合规吗？”
“不采集。”李悦答得干脆，“所有数据来自已有公共系统，包括医保缴费记录、低保发放台账、医院就诊信息、街头监控识别结果等。我们不做新增收集，也不留存原始信息。预警生成后，仅推送最后一次出现地点和外貌特征，由辖区民警人工核查。整个过程可审计、可追溯。”
她说完，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我能感觉到，最初的怀疑正在一点点退去。
这时郑铭终于开口：“想法不错，但执行难度不小。基层警力本来就紧张，再加任务，怕是顾不过来。”
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他知道我说服不了所有人，所以我必须直面他。
“我们不要求全员参与。”我说，“试点期间只覆盖两个区，每个街道指定一名联络民警，配合街道办和救助站联动响应。刑警大队负责技术支持和数据维护，不增加一线负担。而且——”我顿了顿，“这不是额外任务，这是预防犯罪。”
他翻了一页材料，语气缓了些：“三个月评估期。如果效果达不到预期，项目自动终止。”
“可以。”我点头，“我们会按月提交运行报告，包括预警数量、处置结果、误报率和典型案例。”
赵勇补充：“我已经跟城西所和南湖所的负责人沟通过，他们愿意配合试点。”
李悦当场调出第一个成功干预案例——陈志明。屏幕显示他在救助站的照片，脸色红润了些，眼神也不再涣散。系统记录显示，从预警发出到民警上门，用时三小时十七分钟。
“他昨天打了电话给他姐姐。”李悦说，“这是三年来第一次联系家人。”
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有人开始主动提问，讨论如何优化响应流程；政委拿出笔在本子上记下几个关键节点；就连老张也低声说了句：“要是真能把人拦在坠落之前……也算功德一件。”
最终决定下达：在城西、南湖两个区试行“回声计划”。各部门配合提供必要支持，纪检组同步监督数据使用流程。
散会后，我收拾材料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郑铭叫住我。
“陈昭。”
我停下脚步。
他站在窗前，手里拿着那份方案复印件。阳光斜斜地落在他肩头，影子拉得很长。他没看我，而是望着远处一栋老旧居民楼，外墙斑驳，晾衣绳纵横交错。
“你很执着。”他说，“但别忘了，我们的首要职责是破案、抓人、维护治安秩序。别把破案的功劳，变成越权的理由。”
我没有反驳。这句话我听过太多次了，从领导嘴里，从同行口中，甚至从我自己心里冒出来过。可我还是记得K-7地下室里那个女人的眼神——当她终于被唤醒，第一句话是：“我还活着吗？”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档案上的代号。”我说完，转身走出会议室。
走廊上，赵勇和李悦等在那里。赵勇递给我一瓶水，拧开盖子。他总是这样，不说多余的话，但细节从不落下。
“他说什么？”他问。
“警告而已。”我说。
李悦低头看着手机，忽然抬头：“系统刚收到一条新预警。”
我接过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通知：
【风险等级：一级】
姓名：未知
性别：男
年龄：约45岁
最后出现位置：东河路与建设街交叉口监控画面
行为特征：徘徊超两小时，衣着单薄，多次试图进入废弃商铺避寒
备注：近一个月未出现在任何救助登记系统中
赵勇立刻掏出对讲机：“我去现场看看。”
“等等。”我拦住他，“先联系街道值班员，确认周边是否有临时安置点。另外调取他最近三天的活动轨迹，看能不能锁定身份。”
李悦已经打开后台程序，手指快速敲击键盘。几秒钟后，地图上出现几个红点，连成一条缓慢移动的线。
“他一直在老工业区转。”她说，“昨晚在废品回收站附近翻垃圾桶，凌晨一点左右倒在路边，被环卫工叫醒后走开。今天早上七点出现在菜市场后巷，疑似捡拾剩菜，九点十分进入监控盲区，直到刚才重新出现。”
我盯着那条轨迹线，像读一段无声的求救信。这个人没有名字，没有住址，甚至可能连身份证都丢了。但他还在动，在挣扎，在试图活下去。
我把手机还给她，拿起外套。
“我们现在就去。”我说，“不管他有没有名字，都不能让他再在夜里冻着。”
车子驶出大院时，天色已经开始阴沉。风卷起枯叶拍打车窗，电台里传来天气预报：今晚最低气温零下三度，局部有雪。
我们沿着预警路径一路追踪，穿过废弃厂区、拆迁工地、断头路。这片区域曾是城市工业心脏，如今只剩锈蚀的管道和塌陷的厂房。导航几乎失效，全靠李悦根据摄像头分布推算可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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