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沉默了几秒。有人低头记录,有人交换眼神,还有人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技术科一位老同志开口:“隐私问题怎么解决?采集这么多个人信息,合规吗?”
“不采集。”李悦答得干脆,“所有数据来自已有公共系统,包括医保缴费记录、低保发放台账、医院就诊信息、街头监控识别结果等。我们不做新增收集,也不留存原始信息。预警生成后,仅推送最后一次出现地点和外貌特征,由辖区民警人工核查。整个过程可审计、可追溯。”
她说完,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我能感觉到,最初的怀疑正在一点点退去。
这时郑铭终于开口:“想法不错,但执行难度不小。基层警力本来就紧张,再加任务,怕是顾不过来。”
我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他知道我说服不了所有人,所以我必须直面他。
“我们不要求全员参与。”我说,“试点期间只覆盖两个区,每个街道指定一名联络民警,配合街道办和救助站联动响应。刑警大队负责技术支持和数据维护,不增加一线负担。而且——”我顿了顿,“这不是额外任务,这是预防犯罪。”
他翻了一页材料,语气缓了些:“三个月评估期。如果效果达不到预期,项目自动终止。”
“可以。”我点头,“我们会按月提交运行报告,包括预警数量、处置结果、误报率和典型案例。”
赵勇补充:“我已经跟城西所和南湖所的负责人沟通过,他们愿意配合试点。”
李悦当场调出第一个成功干预案例——陈志明。屏幕显示他在救助站的照片,脸色红润了些,眼神也不再涣散。系统记录显示,从预警发出到民警上门,用时三小时十七分钟。
“他昨天打了电话给他姐姐。”李悦说,“这是三年来第一次联系家人。”
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有人开始主动提问,讨论如何优化响应流程;政委拿出笔在本子上记下几个关键节点;就连老张也低声说了句:“要是真能把人拦在坠落之前……也算功德一件。”
最终决定下达:在城西、南湖两个区试行“回声计划”。各部门配合提供必要支持,纪检组同步监督数据使用流程。
散会后,我收拾材料准备离开。刚走到门口,郑铭叫住我。
“陈昭。”
我停下脚步。
他站在窗前,手里拿着那份方案复印件。阳光斜斜地落在他肩头,影子拉得很长。他没看我,而是望着远处一栋老旧居民楼,外墙斑驳,晾衣绳纵横交错。
“你很执着。”他说,“但别忘了,我们的首要职责是破案、抓人、维护治安秩序。别把破案的功劳,变成越权的理由。”
我没有反驳。这句话我听过太多次了,从领导嘴里,从同行口中,甚至从我自己心里冒出来过。可我还是记得K-7地下室里那个女人的眼神——当她终于被唤醒,第一句话是:“我还活着吗?”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档案上的代号。”我说完,转身走出会议室。
走廊上,赵勇和李悦等在那里。赵勇递给我一瓶水,拧开盖子。他总是这样,不说多余的话,但细节从不落下。
“他说什么?”他问。
“警告而已。”我说。
李悦低头看着手机,忽然抬头:“系统刚收到一条新预警。”
我接过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通知:
【风险等级:一级】
姓名:未知
性别:男
年龄:约45岁
最后出现位置:东河路与建设街交叉口监控画面
行为特征:徘徊超两小时,衣着单薄,多次试图进入废弃商铺避寒
备注:近一个月未出现在任何救助登记系统中
赵勇立刻掏出对讲机:“我去现场看看。”
“等等。”我拦住他,“先联系街道值班员,确认周边是否有临时安置点。另外调取他最近三天的活动轨迹,看能不能锁定身份。”
李悦已经打开后台程序,手指快速敲击键盘。几秒钟后,地图上出现几个红点,连成一条缓慢移动的线。
“他一直在老工业区转。”她说,“昨晚在废品回收站附近翻垃圾桶,凌晨一点左右倒在路边,被环卫工叫醒后走开。今天早上七点出现在菜市场后巷,疑似捡拾剩菜,九点十分进入监控盲区,直到刚才重新出现。”
我盯着那条轨迹线,像读一段无声的求救信。这个人没有名字,没有住址,甚至可能连身份证都丢了。但他还在动,在挣扎,在试图活下去。
我把手机还给她,拿起外套。
“我们现在就去。”我说,“不管他有没有名字,都不能让他再在夜里冻着。”
车子驶出大院时,天色已经开始阴沉。风卷起枯叶拍打车窗,电台里传来天气预报:今晚最低气温零下三度,局部有雪。
我们沿着预警路径一路追踪,穿过废弃厂区、拆迁工地、断头路。这片区域曾是城市工业心脏,如今只剩锈蚀的管道和塌陷的厂房。导航几乎失效,全靠李悦根据摄像头分布推算可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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