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掉手机。
屏幕黑了,屋里没了一点光。外面天很黑,整栋楼只有走廊尽头有一盏绿灯亮着。我靠在椅子上,手指摸着手机边框。刚才赵勇发消息说,阿强送到了医院,暂时安全。可我知道,“暂时”这两个字不保险。
医生说药还没排干净,阿强脑电波乱跳,像被什么东西刺激着。监控里他一直昏迷,但右手一直在空中划一个符号,像是字母,又像密码。没人看得懂。只有李悦小声说了一句:“和水泵站墙上的刻痕一样。”
但现在我去不了钟楼。坐标也不能碰。
我们一动,对方就知道。
这不是查案,是被人牵着走。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过去三天的事:阿强在变电站倒下时的眼神,周子衡出现在监控里的样子,还有那份灰塔项目的名单——上面三十多人全写着“遇难”。可周子衡活生生站在摄像头前,穿着巡检员的衣服,手里拿着检测仪,好像从没死过。
更可怕的是,他知道我们会怎么查。
每次我们调监控,三十七分钟后信号就断;每次我们追IP,不到一小时那个节点就没了;有一次我们刚决定派人进排水渠,二十分钟后那里就停电,还冒出毒气。
他们不是防我们,是在等我们。
我睁开眼,起身走到门边,拉开会议室的门缝。李悦就在外面,靠着墙站着,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存储卡,手指都发白了。她抬头看我,眼里有累,也有急。
“你一直在这儿?”我问。
她没说话,只是把卡递给我。我接过卡,放进证物袋,拉好外套口袋。这张卡里是阿强设备最后的数据,没加密的部分只有一串坐标和三个字:“钟楼下”。
但我们不能去。
我看她:“别联网。”
她点头,嘴唇动了动,还是没出声。
我把她带进小会议室。房间不大,中间有张长桌,放着一台老录音机,是我们特意找来的不用网的机器。四把椅子围一圈,墙上贴着照片、线索纸条和时间表。空气有点闷,混着旧纸和干咖啡的味道。
十分钟后,赵勇进来。
他没脱夹克,额头出汗,喘得有点急。进门就说:“人醒了,但说不了太多。药还在身上,医生不让刺激他。”
我让他坐下。
他一屁股坐下来,抹了把脸。“我已经安排两个便衣守门口,医院内部网络也隔离了。但他刚才突然坐起来,对着天花板说了句‘他们听得见’,然后就开始抽搐。”
我和李悦对视一眼。
“所以不是幻觉。”我说。
“也不是巧合。”李悦低声说,“他在传信息,只是我们看不懂。”
赵勇皱眉:“你是说,他说的每句话都有用?”
“不一定是有意。”我说,“但也可能有用。关键是,谁在听这些话?”
屋里安静下来。
一会儿后,我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到人,是对方总比我们快。”
赵勇抬头:“你是说,里面有内鬼?”
“不止。”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笔写下几个词:
行为模式|响应速度|信息泄露路径
“他们知道我们要查什么,什么时候查。”我一边写一边说,“这不是靠监听能做到的。这是一种预判。我们一动,他们就动。说明我们的动作已经被他们掌握了。”
李悦坐在桌角,低头看着手,指尖微微抖。她终于开口:“我试过用本地模型反推信号路径。建了个离线神经网络,想还原数据是怎么跳的。但每次刚搭好,关键节点就失效。就像有人提前拆了路。”
“所以不能再按原来的办法走。”我说,“他们靠的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查监控,他们就断信号;我们追人,他们就控制线人。如果我们停下呢?”
三个人都不说话。
外面传来巡逻车的声音,雨不知什么时候下了,轻轻敲着窗户。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停不下。
阿强被灌药,意识不清还在划那个符号;周子衡明明死了三年,却出现在监控里;灰塔项目名单是假的,当年爆炸根本没结案;我们在档案馆找到一份会议纪要,发现至少七个科研人员不在死亡名单上。
已经走到这一步,退不了。
也不能再往前冲。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面对白板,在中间写了三个字:
看与被看
笔尖划过白板,发出声音。
“过去三天,我们做了六次追踪。”我一边写一边说,“每一次都是发现线索→调数据→派人跟。流程固定,时间规律。而他们每次都在两小时内应对。”
我把六次行动的时间列出来,标出每次开始到对方出手的间隔。
第一次:查水泵站监控 → 1小时58分钟 后信号断
第二次:定位阿强活动区 → 1小时42分钟 后基站坏
第三次:分析排水槽残留物 → 1小时36分钟 后服务器崩
第四次:联系退休法医复查 → 1小时29分钟 后医生家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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