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掉手机。
屏幕黑了，屋里没了一点光。外面天很黑，整栋楼只有走廊尽头有一盏绿灯亮着。我靠在椅子上，手指摸着手机边框。刚才赵勇发消息说，阿强送到了医院，暂时安全。可我知道，“暂时”这两个字不保险。
医生说药还没排干净，阿强脑电波乱跳，像被什么东西刺激着。监控里他一直昏迷，但右手一直在空中划一个符号，像是字母，又像密码。没人看得懂。只有李悦小声说了一句：“和水泵站墙上的刻痕一样。”
但现在我去不了钟楼。坐标也不能碰。
我们一动，对方就知道。
这不是查案，是被人牵着走。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过去三天的事：阿强在变电站倒下时的眼神，周子衡出现在监控里的样子，还有那份灰塔项目的名单——上面三十多人全写着“遇难”。可周子衡活生生站在摄像头前，穿着巡检员的衣服，手里拿着检测仪，好像从没死过。
更可怕的是，他知道我们会怎么查。
每次我们调监控，三十七分钟后信号就断；每次我们追IP，不到一小时那个节点就没了；有一次我们刚决定派人进排水渠，二十分钟后那里就停电，还冒出毒气。
他们不是防我们，是在等我们。
我睁开眼，起身走到门边，拉开会议室的门缝。李悦就在外面，靠着墙站着，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存储卡，手指都发白了。她抬头看我，眼里有累，也有急。
“你一直在这儿？”我问。
她没说话，只是把卡递给我。我接过卡，放进证物袋，拉好外套口袋。这张卡里是阿强设备最后的数据，没加密的部分只有一串坐标和三个字：“钟楼下”。
但我们不能去。
我看她：“别联网。”
她点头，嘴唇动了动，还是没出声。
我把她带进小会议室。房间不大，中间有张长桌，放着一台老录音机，是我们特意找来的不用网的机器。四把椅子围一圈，墙上贴着照片、线索纸条和时间表。空气有点闷，混着旧纸和干咖啡的味道。
十分钟后，赵勇进来。
他没脱夹克，额头出汗，喘得有点急。进门就说：“人醒了，但说不了太多。药还在身上，医生不让刺激他。”
我让他坐下。
他一屁股坐下来，抹了把脸。“我已经安排两个便衣守门口，医院内部网络也隔离了。但他刚才突然坐起来，对着天花板说了句‘他们听得见’，然后就开始抽搐。”
我和李悦对视一眼。
“所以不是幻觉。”我说。
“也不是巧合。”李悦低声说，“他在传信息，只是我们看不懂。”
赵勇皱眉：“你是说，他说的每句话都有用？”
“不一定是有意。”我说，“但也可能有用。关键是，谁在听这些话？”
屋里安静下来。
一会儿后，我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到人，是对方总比我们快。”
赵勇抬头：“你是说，里面有内鬼？”
“不止。”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笔写下几个词：
行为模式｜响应速度｜信息泄露路径
“他们知道我们要查什么，什么时候查。”我一边写一边说，“这不是靠监听能做到的。这是一种预判。我们一动，他们就动。说明我们的动作已经被他们掌握了。”
李悦坐在桌角，低头看着手，指尖微微抖。她终于开口：“我试过用本地模型反推信号路径。建了个离线神经网络，想还原数据是怎么跳的。但每次刚搭好，关键节点就失效。就像有人提前拆了路。”
“所以不能再按原来的办法走。”我说，“他们靠的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查监控，他们就断信号；我们追人，他们就控制线人。如果我们停下呢？”
三个人都不说话。
外面传来巡逻车的声音，雨不知什么时候下了，轻轻敲着窗户。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停不下。
阿强被灌药，意识不清还在划那个符号；周子衡明明死了三年，却出现在监控里；灰塔项目名单是假的，当年爆炸根本没结案；我们在档案馆找到一份会议纪要，发现至少七个科研人员不在死亡名单上。
已经走到这一步，退不了。
也不能再往前冲。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面对白板，在中间写了三个字：
看与被看
笔尖划过白板，发出声音。
“过去三天，我们做了六次追踪。”我一边写一边说，“每一次都是发现线索→调数据→派人跟。流程固定，时间规律。而他们每次都在两小时内应对。”
我把六次行动的时间列出来，标出每次开始到对方出手的间隔。
第一次：查水泵站监控 → 1小时58分钟 后信号断
第二次：定位阿强活动区 → 1小时42分钟 后基站坏
第三次：分析排水槽残留物 → 1小时36分钟 后服务器崩
第四次：联系退休法医复查 → 1小时29分钟 后医生家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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