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好衣服,两人一起走出更衣室。财务室在办公楼二楼,一间很小的房间,门口已经排起了队。工人挨挨挤挤地站着,有的在抽烟,有的在聊天,空气里弥漫着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听说这个月效益好,可能会有奖金。”一个年轻工人兴奋地说。
“得了吧,效益好是老板的事,关我们屁事。”一个老工人嗤之以鼻,“能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
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吴普同站在老李后面,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领完钱出来。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有人数钱时眼睛发亮,有人皱着眉头,有人面无表情。钱用牛皮纸信封装着,鼓鼓囊囊的,握在手里像握着一块砖。
轮到老李了。他走进财务室,几分钟后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他边走边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一沓钱,快速地数了数。
“多少?”有人问。
“一千三。”老李说,“加了点夜班补贴。”
“可以啊老李。”
老李笑了笑,没说话,把钱装回信封,塞进裤兜里。他拍了拍吴普同的肩膀:“到你了。”
吴普同走进财务室。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办公桌,一个铁皮柜,和一个保险箱。办公桌后面坐着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正在本子上记账。
“名字?”女人头也不抬地问。
“吴普同。”
女人翻开花名册,找到他的名字,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点一下,签个字。”
吴普同接过信封。牛皮纸很粗糙,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他的名字。他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钱。
一沓钞票。十块的,五十块的,一百块的,混杂在一起。最上面是一张粉红色的纸——工资条。他拿起工资条看:
基本工资:800元
夜班补贴:300元
全勤奖:100元
合计:1200元
下面是扣款项,空白。
一千二百元整。
吴普同开始数钱。他的手指有点抖,不知道是因为累,还是因为别的。一张,两张,三张……他数得很慢,很仔细,生怕数错。十块的钞票边缘有些毛糙,五十块的比较新,一百块的最少,只有三张。
数完了,正好一千二百元。
他在花名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在后面签了字。字迹有点潦草,不像他平时写的那么工整。
“好了。”女人说,接过签完字的本子。
吴普同走出财务室。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大家都领完钱走了。他站在走廊尽头,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厂区。阳光下,一切都那么真实:灰色的厂房,生锈的铁门,堆在角落的废料,还有那棵歪脖子槐树,在风里轻轻摇晃。
他重新拿出那沓钱,又数了一遍。
一千二百元。
他在绿源时,第一个月工资是两千四,正好是现在的一倍。那时候他拿着工资卡去ATM机取钱,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数字,心里满是兴奋和期待——那是他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工资,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
现在,他拿着一千二百块现金,站在注塑厂的走廊里,心里只有疲惫和一种说不清的空洞。
老李在楼下等他。看见吴普同下来,他问:“领了?”
“嗯。”吴普同把信封举了举。
“多少?”
“一千二。”
“可以了。”老李说,“你才来一个月,又是试用期。转正以后会多点。”
吴普同点点头。两人一起往厂门口走。老李推着他那辆破自行车,链条咔啦咔啦地响。
“打算怎么花?”老李问。
“给我媳妇。”吴普同说,“家里要用钱。”
老李笑了笑:“是个顾家的。好好干,日子会好起来的。”
厂门口,两人分开。老李往东,吴普同往西。他骑上自行车,把装钱的信封小心翼翼地塞进夹克内袋里,拉上拉链。信封贴着胸口,薄薄的,却能感觉到里面钞票的厚度。
回家的路上,吴普同骑得很慢。早晨的街道热闹起来了:上班的人流,上学的孩子,卖菜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在常去的早点摊前停下来。今天他没要豆浆油条,而是要了一碗馄饨。馄饨三块钱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里飘着紫菜和虾皮。他慢慢地吃,一个馄饨,一口汤。热汤下肚,身体暖和起来,疲惫似乎也减轻了一些。
吃完,付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的,摊主找给他七块钱。他看着那七块钱零钱,想起胸口那一千二百块,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这些钱不是他的,只是暂时放在他这里,很快就要交出去。
继续骑车。八点五十,他到了家。
推开门,屋里很安静。马雪艳已经去上班了,桌上照例留着纸条:“粥在锅里。今天发工资了吧?晚上早点回来。”
吴普同放下背包,走到厨房。锅里果然有粥,还温着。他盛了一碗,坐在桌前慢慢地喝。粥是大米粥,熬得很稠,米粒都开了花。马雪艳知道他上夜班辛苦,每天早上都会早起给他熬粥,哪怕她自己也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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