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快点！再晚报名点就关门了！”
刘学红拽着洗得发白、边角起毛的蓝布褂子，跟一群知青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疯跑，布鞋底磨得薄如蝉翼，再跑两步都要彻底磨穿，脚底板传来阵阵刺痛。
十月的日头依旧毒辣，晒得人后颈脱皮、浑身冒汗，十几里路狂奔下来，她嗓子眼干得冒火，像塞了一团烧红的棉絮，连咽口水都疼，裤腿上沾满了厚厚的黄泥巴，一甩就往下掉渣，脸上也溅得脏兮兮的，却半点顾不上擦。
终于，在公社报名点的木门快要关上的瞬间，他们冲了进去。刘学红扶着门框大口喘气，胸口剧烈起伏，手指颤抖着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五毛钱。
那是她省了整整半个月的口粮钱，顿顿啃窝头、喝稀粥，硬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五毛钱，是北京特意定的报名费，初衷就是不增加群众负担，却成了她换取未来的唯一筹码，一张薄薄的、能改变命运的报名表，被她捧在手里，仿佛捧着稀世珍宝。
报完名的喜悦，像泡沫似的，没持续半天就碎得彻底，现实兜头给了她一记闷棍。
作为京郊密云县林业队的知青，她每天的活计排得满满当当，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天不亮就背着竹筐上山剪枝，指尖被树枝划破，渗出血珠就随便用衣角擦一擦。
中午顶着正午的大太阳给果树配药，刺鼻的农药味呛得人头晕恶心，汗水顺着脸颊流进眼睛，涩得生疼。
傍晚还要蹲在果园里摘果装箱，弯腰弓背好几个小时，一天下来腰硬得像块木板，直都直不起来，连吃饭都握不住筷子。
可恢复高考的消息，早已像春雷般炸响全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军营到农场，无数被命运困住的年轻人，都疯了似的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全国足足570万人报考，录取率却只有4.9%，几乎是三十个人里才能考上一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她哪敢有半分松劲？
她只能争分夺秒，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榨干。白天在大队拼命干活，不敢有半点偷懒，生怕被扣工分，晚上拖着灌了铅似的身体，一头扎进复习里，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的双重压榨，压得她喘不过气，可她连抱怨都不敢有。
这是她唯一能跳出山窝、摆脱知青命运的机会。
“学红，歇会儿呗！太阳太毒，再晒就中暑了！”
队友挥着手，招呼她躲到树荫下喝口水、喘口气。
刘学红却摆了摆手，从口袋里摸出本卷边卷得厉害的中学课本，那是她好不容易借来的，纸页都泛黄发脆，她蹲在田埂上，不顾地上的泥土，立刻翻了起来，眼神死死盯着上面的公式，生怕错过一个字。
刚背没两句三角函数，旁边树底下抽烟的老乡就笑开了，烟袋锅子敲着石头“吧嗒”响，语气里满是嘲讽：“丫头片子还想考大学？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们庄稼人这辈子就跟土地打交道，你一个城里来的知青，也想跳出这山窝？纯属瞎折腾！”
这话像针似的，狠狠扎进刘学红的心里，疼得她指尖发颤，可她却没抬头，也没反驳，只是把课本攥得更紧，指甲都嵌进了纸页里，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你们等着，我偏要试试！我偏要考上大学，让你们看看，我能跳出这山窝，能活出个人样来！
比干活更难的，是复习资料的匮乏。
那时候，市面上根本没有成套的复习题，甚至连一本完整的课本都难找，“有老课本吗？”
成了当时熟人见面最常说的话，大家都是有啥学啥，凑啥看啥。刘学红的母亲托遍了单位的同事，跑断了腿，才淘到几套文革前的历史卷子，纸都泛黄发脆，上面还有前人画的勾勾画画、写的批注，有的地方甚至被水浸得模糊不清，可她却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压在枕头底下，每天翻来覆去地看。
她自己更是像挖宝似的，跑遍了所有同学家，终于在一个老同学家的箱底，翻出本父亲当年的高中数学教材，书皮早就掉光了，书页也散了边，她找来了粗线，一针一线地缝了三遍，才放心地拿在手里复习，生怕一不小心就把这本“救命教材”弄坏了。
“万变不离其宗，课本才是根！
”刘学红咬着牙，把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五科课本，翻得卷边又起皱，纸页都被磨得发亮，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有的地方甚至写了好几层，看不清了就用铅笔轻轻描一遍。
白天干活的间隙，她就把难记的公式写在手心、手背，给果树浇水的时候，趁水流慢的空档，就低头瞅两眼，哪怕只有十几秒。
晚上回到知青点，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她趴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刷题，灯光暗得看不清字迹，就把脸凑得离书本很近，眼皮打架了，就用凉水洗把脸，刺骨的凉水浇在脸上，瞬间清醒，常常熬到后半夜，鼻孔里、头发上，全都是刺鼻的煤油味，手上也沾着墨渍，洗都洗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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