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音落下，全场寂静无声，却人心尽知。
又是这样。
又是熟悉的剧本，熟悉的结局。
这支刚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川军劲旅，这支六年出川、百战余生、伤亡过半的巴蜀子弟，再一次被无情拆解、肆意分割。
一支完整的建制集团军，硬生生被拆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主力填最前线的滩头死地，残部去最偏远的侧翼牵制，零散兵力被随意挪用补缺。
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后勤倾斜，没有预备队支援，甚至没有完整的作战体系。
他们是第一道防线，是首轮消耗品，是挡在精锐之前、替庙堂挡下炮火血肉盾牌。
满座将领神色淡然，习以为常，无人觉得不公，无人心生怜悯。
所有人的目光，悄然侧目，齐齐望向会议室最角落的位置。
那里，静静坐着一人。
刘湘。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川军诸部最高统帅，巴蜀军政之柱。
他孤身独坐一隅，远离厅堂中心的权贵与核心，像是游离在这场庙堂博弈之外的局外人。
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式呢料军装，穿了数年，边角磨损，纽扣褪色，肩头的将星蒙着一层厚重的雾尘，黯淡无光，早已不复当年荣光。
数年隐疾缠身，常年咳血肺病，早已磨去了他当年的凌厉锋芒。
他身形枯瘦单薄，肩背微微佝偻，面色常年带着久病不愈的蜡黄与苍白，唇色浅淡，眼底藏着挥之不去的疲惫与沉郁。
桌前摆放着一只粗瓷茶杯，杯中茶水早已彻底凉透，杯壁凝满冷凝水汽，他自始至终，未曾抬手触碰分毫。
从会议开场到此刻，从战局研判到兵力分配，满堂争论不休、人心惶惶、算计不休，唯有他，全程沉默。
他未曾抬头，未曾发言，未曾争辩，甚至未曾抬眼看向那张决定万千将士生死的作战地图。
唯有一双枯瘦骨节分明的手，轻轻置于光滑的实木桌面上。
指尖低垂，一下、又一下，用力摩挲、刻画着桌面深浅交错的木纹。
力道极重，指尖发力，指腹反复碾压，在坚硬的木面上，生生划出一道道细密的白痕。
一下，是淞沪四万忠骨埋江南。
一下，是徐州三万子弟葬中原。
一下，是浙赣残兵无归期，百战余生皆疮痍。
六年出川，山河喋血。
世人皆视川军为杂牌、为耗材、为棋子，唯有他清楚，这每一个被随意拆分、随意牺牲、随意丢弃的士兵，都是巴蜀热土走出来的少年郎。
他们是成都平原田间的农夫，是嘉陵江边打鱼的少年，是乡镇学堂读书的学子，是一个个普通家庭唯一的儿子、唯一的丈夫、唯一的父亲。
1937年，数十万川军徒步出川，草鞋行军，单衣赴战，手持老套筒、背着粗布被，告别故土，立誓「失地不复，誓不回川」。
六年血战，蜀中子弟，死伤大半，所剩无几。
他们没有中央军的精良装备，没有后方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没有庙堂权贵的撑腰庇护。
饿了啃炒米干粮，渴了饮泥水江水，冷了抱团取暖，伤了自行包扎，死了无名无碑。
胜仗，是全国的荣光；败仗，是川军的罪责。
立功，无人铭记；牺牲，无人惋惜。
在重庆这座庙堂之上，在这些锦衣戎装、身居高位的将领眼中，「川军」二字，从来不是保家卫国的劲旅，只是随时可以填补缺口、随时可以全员打光、随时可以舍弃牺牲的廉价耗材。
防线将溃，填川军；侧翼空虚，派川军；战局凶险，用川军；需要牺牲、需要垫血、需要死守死地的地方，永远都是川军。
六年如此，岁岁如此，从未改变。
沉默良久，座中一名嫡系将领忽然开口，语气平和公允，听似体谅，实则满是居高临下的轻蔑与敷衍，虚伪得令人作呕：
「诸位也无需多虑。川军将士连年征战，擅长山地、江岸、丛林苦战，经验充足，适应性极强。
鄂西多山多水，滩头阻击最是适合川军作战。
让川军驻防前沿，是人尽其用、合理调配，绝非刻意为难。」
这番话，看似公允调和，实则字字诛心。
所谓「经验充足」，不过是打得多、死得多、命贱耐打。
所谓「人尽其用」，不过是杂牌廉价、无需心疼、打光可补。
轻飘飘一句调配合理，就将数万川军将士的性命，轻飘飘定义为理所应当的牺牲。
刘湘依旧垂首沉默。
可桌下，他的手指，已经悄然攥紧，指节死死收紧，泛出青白僵硬的色泽，腕间青筋隐隐凸起，常年咳喘带来的胸腔闷痛，此刻愈发剧烈翻涌。
他太懂这套庙堂说辞。
六年听惯了，听得心冷，听得心痛，听得五脏六腑皆生寒意。
所有人都爱惜自己的嫡系部队，保全自己的实力，算计自己的退路。
唯有川军，无派系可依，无权贵可仗，只能以血肉之躯，替整个正面战场，扛下最凶险的血战，咽下最惨烈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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