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日前，孙家通敌叛国一案的卷宗内容，竟于一夜之间传遍京畿内外。
非但满朝文武尽皆知晓，就连市井坊间的寻常百姓，也都对此议论纷纷，街头巷尾的茶肆酒铺，无不在谈论这桩惊天大案。
无人将此当作空穴来风的谣言，只因外泄的案情条理清晰、铁证凿凿，再加之孙家阖族骤然被押入大牢，朝野上下、市井黎民皆认定，这通敌叛国的罪名已是板上钉钉，再无半分转圜余地。
通敌叛国，此等谋逆滔天大罪，光是听来便觉骇人听闻，任谁都能料到，此番必然会有大批人头落地。
一想到要问斩罪人，众人便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这段时间风头无两、名动京华的新科状元孙文舟。
提及孙文舟，便绕不开那本风靡全国的《三字经》。
这本启蒙读物教化万民，其影响力堪称震古烁今，上至勋贵世家，下至寒门农户，但凡有孩童启蒙，皆以《三字经》为范本，而此书的署名，正是孙文舟。
孙文舟凭借《三字经》，名望日渐隆盛，才名直追当世大儒，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却爆出其祖父通敌叛国、父亲徇私枉法的惊天秘闻，成了朝野热议的焦点。
寻常百姓不通文墨，于读书治学之事本就遥不可及，对此事只知随声议论，难辨其中曲直；
可天下学子与文人雅士，却再也坐不住了，纷纷各执一词，于书院、酒肆、文会之上争辩不休，闹得沸沸扬扬。
一时之间，文坛学子与风雅之士，赫然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一派认为，孙文舟所作《三字经》名垂千古，于天下教化有惊世骇俗之功，如此利在千秋的大功，理应将功折罪，赦免其罪责，不可因家族之罪无端牵连于他。
另一派则坚守法理纲常，坚称无论何等盖世功勋，都绝不能折抵通敌叛国这等十恶不赦的死罪，国法纲纪面前，从无特例可言。
若此等谋逆大罪，竟能凭借些许功劳便轻易赦免，那赫赫功勋便成了免死金牌，长此以往，世人岂会不心生歹念：
只要身负不世之功，便可肆无忌惮犯下滔天大罪，横竖最后不过是以功折罪罢了？
即便暂且不论孙文舟自身的罪责，其祖父与父亲亲手犯下的谋逆之罪，又该如何处置？
若真因孙文舟的教化之功，便赦免其阖族罪责，让通敌叛国者逍遥法外，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更会毁了国朝法度根基？
可若只赦免孙文舟一人，将其祖父、父亲与孙家全族尽数问斩，独留他一人苟活于世，更是于理不合、于情难容，也绝非明君所为。
经此灭族之劫，孙文舟必然会对皇室与朝廷怀恨在心，这般身负才名、被天下学子追捧之人，若心存怨怼，日后羽翼渐丰、权势渐长，难保不会成为国朝的心腹大患，这分明是养痈遗患、放虎归山的昏聩之举。
两派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争辩得面红耳赤，难分高下，可争着争着，舆论的画风却骤然突变，偏离了原本的孙家通敌案，转向了旁人。
京都的所有学子，竟忽然统一了口径，转而对靖王世子杨小宁极尽贬低、肆意谩骂，更有不少文人挥毫泼墨，撰写各类文章对其口诛笔伐，字字句句皆是攻讦与诋毁。
众学子口径一致，皆称杨小宁是眼红孙文舟的惊世才学，嫉妒其状元之名与《三字经》的盛誉，故而厚颜无耻地逼迫、要挟孙文舟拜其为师，行径卑劣至极，枉为宗室子弟。
再加上桑文杰弹劾靖王一事，也随之在坊间与朝堂传开，短短一两日之间，靖王世子杨小宁便被天下学子口中成了枉为人子、德行有亏、嫉贤妒能的反面典型，名声一落千丈。
而就在六日前，舆论的风向再度骤变，此次的焦点，彻底从杨小宁转到了太子身上，所有争议都围绕着太子展开。
有流言绘声绘色地称，太子驾临闲庄之时，恰好撞见靖王世子杨小宁正在主持刊印孙文舟所着的《三字经》。
更说得有模有样、细节毕现：太子初见《三字经》文稿，便惊为天人，只觉文字浅白却意蕴深远，于启蒙教化有大功，当即执意要见此书的作者孙文舟，却被杨小宁出言拦阻。
最终，太子惜才爱文，自掏私库银两，命杨小宁大批量刊印《三字经》及其他启蒙读物，总计百万册之多，所有刊印的花销成本，皆由太子一人承担，未动国库分毫。
也有不少百姓提出为何刊印的费用不能由靖王世子杨小宁出资？学子们起初还信誓旦旦，振振有词地称杨小宁本就是经商逐利之人，低贱的商贾之辈，向来唯利是图，从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断不可能自掏腰包做这等无利可图之事。
到后来，学子们索性对百姓的质疑置之不理，充耳不闻，只顾着调转风向吹捧太子，再也不提杨小宁半分。
再往后，所有学子皆调转笔锋，对太子低价将书籍推广至全国的善举大肆赞扬，各类歌功颂德的文章层出不穷，将太子的仁厚贤德、心系万民捧至天际，称其为千古难遇的贤明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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