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爬上戏台的木梁时，我们已经扶着阿珍走出了哑戏村的范围。身后的村子在雾里慢慢变淡，那些木偶的纸灰被风吹散，像从未存在过。
阿珍姐姐的眼睛蒙着块破布，手指却紧紧攥着那根红头绳，指尖磨出的茧子硌得我手心发疼。“那年我才十六，”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到什么，“跟娘来赶戏，就因为看木偶跳舞时没笑，被老木偶拖进了后台。”
林默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滴在阿珍的手背上。“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不晚。”阿珍摸了摸林默的头，破布下的嘴角牵起个浅淡的笑，“能再闻到村口槐花香，就不晚。”
狗剩突然停下脚步，指着远处的山坡：“看！绿袄人！”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个脸上带疤的男人正站在坡上，身后跟着十几个刚被唤醒的人，有老有少。他朝我们挥了挥手，然后转身往更深的山里走——那里还有更多“道具”等着被解救。
“他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林默问。
阿珍叹了口气：“他说要留到最后一个人出来，不然这村子的雾散不了。”她顿了顿，从怀里掏出块玉佩，上面刻着朵杏花，“这是我娘当年给我的，被老木偶抢去挂在新娘凤冠上了。他帮我拿回来的。”
玉佩被体温焐得温热，杏花的纹路磨得发亮，看得出被人反复摸过。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终于看到了炊烟。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几个老太太正纳着鞋底聊天，见我们扶着个蒙眼的姑娘，都围了上来。
“这不是阿珍家的丫头吗？！”一个戴蓝布头巾的奶奶突然站起来，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你娘临终前还念叨你呢！”
阿珍手里的红头绳“啪嗒”掉在地上，她颤抖着扯下眼上的破布，空洞的眼眶对着声音来源的方向：“张奶奶？”
“哎！是我！”张奶奶抹着眼泪走过来，“苦命的娃，你娘去年走的，就盼着能再看你一眼……”
阿珍没哭，只是肩膀抖得厉害，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记得路，我能找到家。”
她真的记得。凭着记忆，她带着我们七拐八绕走到一间矮房前，院门上的铜锁已经锈死，她却准确地从门楣上摸出把备用钥匙——那是她当年藏的。
推开门的瞬间，院子里的野菊开得正盛，像铺了层金毯子。“我娘最爱种这个，”阿珍蹲下来，指尖轻轻碰了碰花瓣，“她说等我出嫁，就用野菊编花环。”
狗剩突然“呀”了一声，从墙角翻出个旧木箱，里面全是阿珍的课本和日记。“1998年5月6日，今天跟林默妹妹约好，下次带她来看木偶戏……”林默念着念着，哽咽得说不出话。
阿珍摸索着翻开日记，指尖划过纸面，像是在触摸过去的时光。“原来我没忘，”她笑了，眼角有泪滑下来，“我还记得林默你总爱抢我的糖葫芦吃。”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格子影。阿珍的邻居们都来看她，有人端来热粥，有人帮着打扫院子，张奶奶还杀了只老母鸡，说要给阿珍补补身子。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林默帮阿珍梳头，狗剩在院里追着一只芦花鸡跑，突然明白绿袄人为什么要留下。有些黑暗或许撕不碎，但只要有人愿意站在光与暗的边界，守着最后一道门，就总有被照亮的可能。
阿珍姐姐后来学了盲人按摩，在镇上开了家小店，招牌上画着朵杏花。她总说：“是那出戏让我丢了眼睛，但也是那出戏，让我懂了活着多好。”
而哑戏村的雾，听说在三个月后彻底散了。有人说看到绿袄人带着最后一批“道具”走了出来，也有人说他留在了戏台后台，变成了新的“守村人”。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被迫装笑的日子，真的变成了照亮前路的光。就像阿珍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再黑的夜，熬到天亮，总会有花肯为你开的。”
（离开阿珍的小院时，她往我们包里塞了袋野菊干，说是泡水喝能安神。狗剩的红绸上别着朵野菊，是阿珍姐姐用红头绳帮他系的，风一吹就晃，像只停在上面的黄蝴蝶。）
往前走出没多远，路突然变得泥泞起来，脚下的泥土泛着青黑色，踩上去“咕叽”响，像踩着泡发的腐木。空气里飘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点淡淡的脂粉香，甜腻得让人发晕。
“这是……”林默的铁锹往泥里一插，拔出来时锹头缠着些黑发散，长而柔韧，像女人的头发，“前面莫不是‘沉妆镇’？”她奶奶的绣谱里提过，说有个镇子藏在沼泽深处，镇上的人都爱画浓妆，卸了妆就会变成泥人。
果然，穿过片芦苇荡，远处浮出片青瓦屋顶，被雾气裹着，像泡在水里的馒头。镇口的石碑倒在泥里，碑上的字被水泡得发胀，勉强能认出“沉妆”二字，旁边还刻着个胭脂盒，盒盖敞开着，里面盛着半盒黑泥。
我们刚踏上镇口的石板路，就见个穿红衣的女子迎面走来，脸上的妆画得极浓，口红涂到了脸颊上，眼影是青黑色的，像被人打了一拳。她手里端着个铜盆，盆里的水泛着油光，正往脸上扑，每扑一下，脸上的粉就厚一层，泥屑顺着下巴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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