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是视觉上的‘标志性’与‘陌生化’。”嬴子慕伸出第三根手指，
“清朝的官服，尤其是电影里常用的那种补服，带方形补子、暖帽带有顶珠和翎羽、朝珠的搭配，造型独特，与汉人传统的宽袍大袖截然不同。
对于以汉族观众为主的香港市场来说，这种服饰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异族性、压迫感和陈旧感。
当它被穿在一具面容枯槁、皮肤惨白、动作僵硬的‘尸体’身上时，那种违和感与恐怖感会被加倍放大。
‘官服’所代表的秩序、权威，与‘僵尸’所代表的混乱、死亡，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与反差。
而且，清朝官服是用青、黑、蓝等深色调，僵硬的轮廓，也非常符合人们对‘尸体’、‘棺木’的阴暗想象。”
飞廉这时也从捂脸状态恢复过来，沉吟道：
“原来如此。服饰本为威仪之表，若附于朽恶之躯，则威仪化为诡异，秩序沦为混乱。此等反差，确能滋长惧意。”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嬴子慕的神色变得认真起来，
“历史记忆与集体情绪的投射。
香港，虽然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但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其中很多人的祖辈是在清末民初因为各种原因南迁而至的。
清朝晚期，是中国历史上屈辱、积弱、内忧外患达到顶点的时期。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一次次战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天朝上国的迷梦彻底破碎。
在很多人，尤其是后来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历史叙事中，
清朝的统治，特别是其后期的腐朽、保守、僵化，被视为导致种花家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
嬴子慕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清晰回荡：
“于是，在民间潜意识里，‘清朝’就和‘落后’、‘愚昧’、‘腐败’、‘压抑’、‘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在恐怖片这样一个可以安全地释放焦虑、恐惧和批判情绪的载体里，
将‘清朝’形象化为从坟墓里爬出来、带来瘟疫和死亡、必须被‘道长’用代表‘传统智慧’与‘民间力量’的茅山道术才能制服的‘僵尸’，
就成为一种非常巧妙、又极具宣泄意味的文化隐喻。
这不仅仅是吓人，更是一种对那段沉重历史的、带有愤懑与嘲弄的‘清算’。
看，那个腐朽的旧时代，就像僵尸一样，死而不僵，还想出来害人，但最终会被我们代表进步、智慧、民间的力量消灭！”
这番解读，让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尤其是帝辛，他作为同样被后世史书严重“污名化”的末代君主，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
他知道，想要“妖魔化”一个时代，确实可以通过娱乐的、通俗的、甚至有些滑稽恐怖的形式。
《封神榜》中他的形象不就是吗？不同的是，清是活该，而他是被周给抹黑了。
朱高炽则是听得有些出神，在听到“腐朽、落后、挨打”这些词，联想到大明后期的颓势，也不禁心有戚戚焉。
嬴子慕缓了口气，接着说：
“正因为有这样的集体心理基础，所以香港电影里，不仅仅是僵尸片，
很多涉及清朝背景的电影，尤其是那些非正史剧、带有戏说或批判色彩的电影，
都或多或少带有‘反清’情绪，或者至少是对清朝持一种讽刺、嘲弄、揭露的态度。”
“而为什么电影里清朝的人，不是都剃头留辫子？而是保留全发，仅仅是后边佩戴了一条假辫子。”
“除了，因为当时香港影视工业在黄金时期节奏极快，一个演员往往同时接拍好几部戏。
可能上午还在拍清朝戏，下午就要去拍现代时装剧或者民国剧。
如果为了演清朝戏把前额头发剃了，演员在现代剧里就无法以正常的时尚发型示人，这会直接导致演员“失业”或片酬下降这个原因外。
这背后，同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嬴子慕的神情变得更加严肃，
“首先，清朝入关后，为了确立统治、打击汉族反抗意识，颁布了严厉的‘剃发易服’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充满血腥压迫的历史。
男子剃发留辫，穿着满式服装，成为清朝统治最外在、最显着的标志。”
“但是，在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和带有强烈汉人本位意识的电影中，创作者和观众往往存在一种情感上的抗拒和审美上的不认同。”
嬴子慕解释道，“第一，是‘华夷之辨’的潜在影响。 在传统的汉文化观念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剃发留辫，被视为被迫接受的‘夷狄之俗’，是屈辱的象征。
很多电影，尤其是那些强调反清复明、侠义精神的电影，为了塑造正面、侠义的汉人英雄形象，
为了迎合观众的情感期待，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美化’主角的发型和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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