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蒋师愈走后，赵构回到案前，重新拿起那张信纸，逐字逐句再读了一遍。油灯的光映在他脸上，忧色渐褪，多了几分决断。他唤来侍从：“取纸笔来，孤要给张相公回信。”
侍从很快捧来笔墨——纸是粗糙的麻纸，墨也是掺了松烟的劣墨，却是济州眼下能找到的最好之物。赵构提起笔，手腕微顿，随即落下，字迹虽不如张邦昌端正，却透着一股亲王的沉稳：“孤已尽知始末，卿暂忍辱以安社稷，苦心孤已知之。汴京之事，卿可暂理，待孤整饬兵马，便即刻归京，共扶大宋。”
写罢，他仔细折好信纸，用自己的私印封缄，又找来一块干净的青布包好，才对侍从道：“将此信交给蒋师愈，让他明日便动身返回汴京，告知张相公，孤必不负他所托，不负汴京百姓所盼。”
侍从接过信，躬身退下。赵构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窗缝，寒风裹着雪沫子涌入，却让他灵台更清。他望着济州城外茫茫的夜色，仿佛能看到汴京延福宫那道青布帘后的微光，看到蒋师愈策马疾驰的身影，心中默默念道：“父皇，皇兄，孩儿定当收复汴京，迎回二帝，重振大宋！”
油灯的光在他身后摇曳，将他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面上，竟似比往日多了几分挺拔，几分担当——那是乱世之中，一脉皇族血脉里，终于被唤醒的家国脊梁。
济州的雪，连着下了三日。往日里还打旋儿的寒风，此刻已裹着鹅毛雪片，直直往人骨缝里钻，州府旧宅的院墙早被雪盖得没了斑驳痕迹，只门前两名披甲士兵的甲胄上，凝着一层厚霜，连呼吸都化作团团白汽，散在雪幕里。
正堂内的油灯，比往日添了半盏灯油，昏黄的光更亮些，却依旧照不透满室的沉凝。赵构案上的《汴京户籍残册》旁，多了卷蒋师愈带回的汴京舆图，他指尖刚在“大庆殿”三字上停住，门外便传来侍卫轻缓却郑重的通报：“殿下，汴京再遣人至，自称谢克家，携张相公手书与一物，言称‘唯殿下方可亲视’。”
赵构抬眸，眸中闪过一丝沉吟——蒋师愈走后不过五日，张邦昌再遣人来，还带“一物”，莫非是关乎社稷的要紧东西？他放下舆图，指节在案上轻轻一叩：“传。”
帘幕被轻轻掀起，一股寒气裹着雪粒涌入，却见进来的人一身半旧的绯色朝服，虽沾了不少雪水，衣摆下摆还溅着泥点，却烫得平整，腰间系着褪色的玉带，虽无金玉点缀，却透着几分文官的肃穆。这人约莫五十上下，鬓角已染霜白，下颌留着短须，沾着的雪沫子正慢慢融化，顺着须尖滴在朝服前襟，留下点点湿痕。他双手拢在袖中，身形虽不算挺拔，却站得极稳，目光沉静，不似蒋师愈那般急切，倒带着几分历经世事的沉稳——正是谢克家。
“臣谢克家，叩见康王殿下。”谢克家撩袍跪地，动作虽缓，却无半分滞涩，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自汴京来，奉张相公之命，献两样东西与殿下，一为手书，二为大宋根本。”
说罢，他缓缓抬起右手，从袖中先取出一方叠得方正的黄绫帕子。帕子边角有些磨损，却洗得干净，他指尖冻得发红，却依旧稳稳托着帕子，递向赵构身旁的侍卫：“此乃张相公亲笔奏章，臣一路贴身存放，未敢有半分差池。”待侍卫验过无异常，呈到案上，他才又抬起左手，从另一侧袖中取出个长约七寸、宽约五寸的锦盒——锦盒是暗赤色，绣着缠枝莲纹，却已褪成淡红，边角处的锦线都磨脱了，盒身还沾着些雪水，显然也是一路护在怀中的。
谢克家捧着锦盒，膝行半步，头垂得更低：“殿下，盒中乃传国玉玺。张相公言，此玺自太祖皇帝受禅以来，便是大宋社稷象征，金军破汴时，他拼力将玺藏于大庆殿盘龙柱后，日夜派人看守，如今国无长君，此玺非殿下不可承，然眼下人心未稳，当先请元佑皇后垂帘听政，以安天下，待殿下整饬兵马归京，再行大宝之礼。”
这话一出，正堂内霎时静得只剩油灯“噼啪”的燃声，连窗外的风雪声都似小了几分。赵构猛地站起身，案上的舆图都被带得微颤，他快步走到谢克家面前，目光紧紧锁着那锦盒，呼吸竟有些急促——传国玺！自唐末乱后，这方由和氏璧琢磨而成的玉玺，便成了正统之象征，太祖皇帝得此玺时，曾率百官郊迎三十里，如今这东西，竟从汴京辗转到了济州？
侍卫上前，小心接过锦盒，当着赵构的面缓缓打开。盒内铺着一层墨色绒布，布上静静躺着一方玉玺：通体深绿，间有几缕米黄瑕纹，正是史书所载“色绿如蓝，温润而泽”的和氏璧质地；玺面刻着八道篆文，正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虽历经数百年，刻痕依旧清晰，只是玺侧有一道浅浅的裂痕，想来是早年战乱所致；玺钮为五龙盘绕，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只是龙首处的金箔已大半脱落，露出底下的玉质，却更显古朴厚重。
赵构伸出手，指尖先是轻轻触了触玺面，只觉一片冰凉，却又带着玉特有的温润，那冰凉顺着指尖传至心口，竟让他心头一震——这便是大宋的根本？是父皇、皇兄曾握过的玉玺？他缓缓将玉玺捧起，入手沉甸甸的，仿佛握着的不是一方玉印，而是无数百姓的期盼，是汴京城的残垣断壁，是二帝北狩的屈辱。
“殿下请看奏章。”谢克家的声音适时响起，打断了赵构的思绪。赵构将玉玺小心放回锦盒，交由侍卫妥善收好，才拿起案上的黄绫帕包着的奏章。展开时，便见张邦昌的字迹比上次给蒋师愈的信更显潦草，甚至有些地方的墨点晕开，想来是书写时心绪难平——信中先言寻得传国玺的经过，说金军曾数次搜宫，他谎称“玺已随二帝北去”，才保下此玺；再言元佑皇后自入居延福宫后，日夜为二帝祈福，百姓见之，皆哭拜于宫门外，恳请太后主事；最后则字字恳切，说“臣虽暂居相位，实如坐针毡，今献玺于殿下，请太后垂帘，非为避祸，实为大宋计——殿下在外，可聚兵马，太后在内，可安民心，待殿下归京，臣便解印辞官，归田养老，绝无半分贪恋权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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