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长安那日，天色阴得像一块泡胀的旧麻布。狄仁杰将周敬宗安置在后堂偏房，让苏无名端了热饭热茶进去。周敬宗没有动筷子，只讨了一碗清水，又要来笔墨，说要写就现在写，天黑了手容易抖。
他在案前坐了一整夜。晨光从窗格透进来时，供状已经写完，厚厚一叠，工工整整的小楷，收笔处斜斜往下拖——何不笑教他的字，每一笔都像从针眼里抽出来的丝线，细而韧，带着旧营夜里风沙的涩意。狄仁杰接过来看，供状从周显发迹写起，一直写到月氏塔下那场大火，再到周三带他隐姓埋名、郑有禄领他去凉州敲钟。末了这样写：“父显之罪，在于焚营。营中十二人，皆我同族。父本凉州月氏，幼时被汉将收养，改姓周，长成后积功至左武卫大将军。月氏旧营守鼓人阿氏，是父的亲姑母。父焚的不是别家，是自家祖地。那卷旧账，记的也不是别人，是父自己。父欲焚账，账未焚尽，钟老四把灰烬里的残卷拾去，拼成了丙字第七号。”
狄仁杰看到此处，手指顿了顿。周显是月氏人，他烧的是自己族的旧营。阿氏是他姑母。他为了毁去自己早年与刘士则等人合谋的旧账，连姑母和同族都一起烧了。后来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死后哀荣无限，可他夜夜听见的应该是月氏塔里那口没有被烧坏的钟。周敬宗在供状最后一行写：“我父一生铸塔印，写密信，杀人灭口。到头来塔还在，钟还在，锁还在。我今日画供，不为求免己罪，只为让那口钟响完了，我们周家才算真正听见。人听见了，才不白死。”
狄仁杰让苏无名把供状誊抄三份，一份存档，一份送刑部，一份附在丙字第七号案卷之后。周敬宗按了手印，坐在窗前喝那碗已经凉透的水，他朝狄仁杰说狄公，我爹那枚塔印，该送回旧营去了。狄仁杰问他送回旧营哪里，周敬宗说，月氏塔。塔顶的刹杆倒了，钟还在。把塔印埋在塔基下面，让印泥和旧营的泥土化在一起，塔就不再是父亲的塔了。狄仁杰应了，说等凉州那边的路好走了，就让人送回去。周敬宗点点头，说好。他不再说话，转头望着窗外，长安城灰蒙蒙的屋瓦上停着几只乌鸦。他的侧脸被天光照着，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像极了从凉州风沙里走出来的人。狄仁杰忽然有些恍惚，他办这个案子追了数月，几千里路，从旧驿到驿站，从驿站到楚州，从楚州到长安，从西市的香堂到大理寺的档案房，最后落在这间偏房里。真正的最后一笔债，不是命，是那座塔。塔印回到塔下，周显烧掉的东西就还回去了。周敬宗穷尽半生，不过是在为他父亲把塔印放回原位。现在印在大理寺，案卷也归了档，只剩最后一步。
“苏无名，”狄仁杰开口，“去把何继香找来。”周敬宗抬眼看了他一眼，说：“狄公，不用劳烦何继香。塔印是我父亲刻的，该由我送。让我去凉州。”狄仁杰沉吟片刻，答应了，说多带两个人，等开了春再走。周敬宗摇头说就现在，他不怕冷。他站起来，朝狄仁杰行了个礼，说等塔印埋好，他会写封信回来。到时候如果他还活着，就回洛州继续给父亲割草，如果死在路上了，也不必找他。他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桩早就想好的事。
狄仁杰把他送到大理寺门口。周敬宗腰间别着那把旧镰刀，牵着李元芳给他挑的一匹老马，马背上驮着干粮和一个装水的皮囊。他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了一句：“狄公，我爹欠下的债，我还不完。可你替我做了见证。够了。”然后翻身上马，朝西边去了。狄仁杰目送他走远，直到那一人一马被长安城西门的阴影吞没。天在这时下起了细雪，落在他肩头，薄薄的，凉凉的，像撒了一把磨碎的骨粉。
他转身回到大理寺，关了门。苏无名已经把那叠供状和油纸包好的密信、塔印拓片、驿站墙上刻字的拓本、钟老四的腿骨铁镣拓本并排放在长案上。狄仁杰一一看过去，忽然对苏无名说：“这些证物里最轻的，是那张无字信，最重的是那枚塔印。但真正能把我们带回来的，是周敬宗供状里的那句话——钟响完了，周家才真正听见。人的耳朵，有时候比钟还聋。现在这案子审完了，我也听见了。”窗外的雪越落越密，长安城静下来了。狄仁杰把证物一件件包好，归入柜中，又取过卷宗，在封皮上写下结案题记。这桩由一枚蜡封印鉴引出的凉州旧营案，到今日终于封卷。他搁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心想等明日雪停了，该去西市吃碗热汤饼。何继香说他新学会了做胡饼，狄公去了，管饱。只是今夜，他什么都不想再想了。他只想听雪。雪花落在窗纸上，沙沙的，像很多年以前，凉州城外那场大火里竹节爆裂的声音，渐渐地，也分不清是火声，还是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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