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伸手扯开了领口的领带，让自己透一口气。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领事馆内庭的花园，冬日的阳光洒在修剪整齐的冬青树丛上，两个穿着制服的园丁正弯腰清理着花坛里的枯叶。一切都是那么宁静祥和，和刚才那通肮脏龌龊的电话形成了荒诞的对比。
他深吸了几口气，让胸中的怒火逐渐平息下来。愤怒没有用，他需要的是行动。他转过身，重新拿起电话听筒，手指飞快地拨了一串号码。这串号码他烂熟于心，根本不需要翻电话本——那是墨尔本在伦敦的私人专线，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
电话响了三声就被接了起来。那头传来一个沙哑而沉稳的声音，带着几十年老烟枪特有的粗粝质感：“威廉？这么急着找我，出了什么事？”
威廉咽了一口唾沫，整理了一下措辞，然后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复述了一遍。他说冯·布雷多主动来电，说柏林方面已经注意到了装备去向的问题，说冯·布雷多要求五百万法币的“运营费用”来摆平各个审批部门，说如果不给钱这件事可能会被捅到明面上。他说得很仔细，每一个细节都没有遗漏，包括冯·布雷多的语气、措辞、以及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
电话那头的墨尔本沉默了片刻。
然后，一声愤怒的咆哮几乎要震碎电话听筒。
“Fick dich！”墨尔本用德语爆了一句极其粗野的脏话，声音大得连办公室的窗户玻璃都似乎在微微颤抖，“这些吸血鬼！蛀虫！寄生虫！老子在远东拿命做生意，他们在柏林的暖气房里喝着啤酒就要分走五百万？！”
威廉将听筒稍微从耳边移开了一点，等墨尔本的咆哮声平息了一些才重新贴近。他能理解墨尔本的愤怒——这笔交易的利润虽然丰厚，但每一分钱都是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赚来的。他们在上海滩步步惊心，被警备司令部的人盯梢，被各路势力明里暗里地试探，随时可能因为一步走错而满盘皆输。而那些坐在柏林办公室里的官僚们，什么事都不做，什么风险都不承担，只需要一句“这件事可不好办”，就能从他们的利润里分走一大块。
“我问你，”墨尔本咆哮完之后，喘着粗气问道，“你觉得这个钱能不能压下去？少给点行不行？三百万，就三百万，多一分都不给。”
威廉苦笑了一下，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我试过了，墨尔本先生。我的开价就是三百万，但冯·布雷多直接就咬死了五百万。他说审批链条上要打点的部门太多，三百万分下去不够看。而且他的语气非常坚决，不像是还有商量余地的样子。”
“妈的。”墨尔本又骂了一句，这次的语气比刚才更加低沉，带着一种被逼无奈的沉痛感。他沉默了几秒钟，威廉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墨尔本只有在心情极度烦躁的时候才会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过了大约半分钟，墨尔本终于重新开口了，声音里满是疲惫和妥协：“行吧。答应他们。五百万就五百万。这帮王八蛋掐着我们的脖子，这个节骨眼上不能跟他们硬碰。万一他们真把这事捅出去，整条远东线都得完蛋，到时候损失的可不止五百万。”
威廉默默地点了点头，尽管墨尔本看不到他点头的动作。这个结果在他意料之中——五百万虽然肉疼，但比起整条贸易线被查封的风险来说，只能算是断尾求生。他知道墨尔本心里也在做同一道算术题，而这道题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花钱消灾，息事宁人。
“不过，”墨尔本的声音忽然变得冷厉起来，话锋一转，带着一股阴沉的杀意，“告诉冯·布雷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次再敢坐地起价，老子就换个副司长来打点。外交部里想坐上他这个位置的人，少说也有一个排。”
威廉听到这句话，后背不由自主地窜起一股凉意。他跟了墨尔本这么多年，深知这个老家伙从来不说空话。他说要换人，就真的有能力换人。帝国军火集团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要扳倒一个副司长虽然不轻松，但绝不是做不到的事。只要在下次高层宴会上安排一场偶遇，只要在国防部长的耳边不经意地提一句“冯·布雷多先生对某些审批流程似乎不太配合”，这个在电话里趾高气扬的副司长就可能在某一天早晨走进办公室时，发现自己的调职令已经放在了桌上。
“我明白了。”威廉简短地回答，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将听筒放回话机上，整个人陷回转椅里，揉了揉因为长时间接电话而发僵的脖子。挂钟的指针指向了下午两点半，窗外江面上的雾已经散了大半，远处的货轮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天空中画出了几道歪歪扭扭的线条。他盯着那些烟柱看了半晌，心里那股被敲诈勒索激起的怒火，逐渐被一种更加强烈的紧迫感所取代。
五百万法币。柏林那帮吸血鬼要分走五百万。但这又怎么样呢？他威廉·希卡利赚到的，比这个数字多得多。这五百万只是利润的一小部分，是从一头肥牛身上割下的一小块脂肪，虽然让人心疼，但绝不致命。真正的重点是——这笔交易必须尽快完成，必须在柏林方面有人反悔之前把所有款项全部交割完毕，把所有货物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把所有痕迹全部抹干净。只要钱货两清，生米煮成熟饭，就算日后有人想翻旧账，也找不到任何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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