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元年的雒阳城，像一座被乱世包裹的孤岛。西园裸游馆的池水仍泛着茵墀香的涟漪，宫女们划着兰舟采莲的笑语隐约传来，可宫墙之外，世界早已换了天地。黄巾之乱的烽火虽被强行扑灭，并州的鲜卑铁骑却仍在边境徘徊，马蹄踏碎了边民的炊烟；凉州的羌人叛旗再度竖起，战火在河西走廊蔓延；荆州、益州的豪强借着平乱之名，暗中囤积兵甲，割据之心昭然若揭——大汉的疆土，就像被虫蛀空的老木，在风雨中吱呀作响，摇摇欲坠。
可深居西园的灵帝，对这风雨飘摇视而不见。那颗被贪婪喂饱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他全然不顾国库早已空得能跑老鼠，百姓还在饿殍遍野中挣扎，竟执意要在西园内建造一座“万金堂”。更荒唐的是，他强令调动司农掌管的国库金钱、丝帛，一车车往西园运，尽数堆在堂中。那些本应用于赈灾、养兵、安抚边疆的财富，就这样成了他眼皮底下的私产，只为满足那份病态的占有欲。
要知道，灵帝往日卖官鬻爵捞来的巨额钱财，本就多半没纳入国库，而是偷偷藏进西园的私人金库里。如今又把国家财政的储备，支撑朝廷运转、赈灾救民的根基，强行挪进自己的私库，美其名曰“万金堂”，说到底，不过是变着法子把天下的财富，更直接、更露骨地攥进自己手里罢了。
这哪里是在“存财”，分明是在掘取王朝的骨血。百姓的赋税、国库的储备，本该是江山的“筋骨”，却被他当成了私产的“皮肉”，一层层往自己囊中搜刮。这般贪婪无度，早已把“天下为公”的帝王本分抛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一个被私欲填满的躯壳，在乱世的边缘加速坠落。
司农掌管着国家财政，官员们看着国库储备被强行搬往西园，心里满是愤懑与无奈。可面对灵帝的旨意和宦官的监视，谁也不敢多说一个“不”字，只能眼睁睁看着一车车钱粮从库房运走，留下空荡荡的架子在风中摇晃。
消息传到民间，百姓更是怨声载道。他们一年到头在田地里刨食，好不容易缴上赋税，盼的是朝廷能用来赈灾救难、安定边疆，让家人能有口饱饭吃。可如今，这些血汗钱竟成了皇帝私藏的“家底”，堆在西园的万金堂里蒙尘。那份被愚弄、被掠夺的愤怒，像野草般在街巷田间疯长，当帝王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百姓心中的“忠”与“信”，也就在这一次次的失望里，渐渐消磨成了灰烬。
张让、赵忠最懂灵帝的贪婪本性，便趁机鼓噪，怂恿他将朝廷赋税收入大量转为私产。为了更方便地聚敛财物，他们还专门奏请增设了中尚书、中御府等官署，打着“统筹财用”的旗号，实则成了灵帝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
灵帝对此欣然应允，一面在京师大兴土木，把搜刮来的钱财投进西园的亭台楼阁；一面偷偷回自己的老家河间，买田置地、建造府第楼阁，仿佛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他甚至把数千万私钱交给小黄门、常侍等宦官，让他们放贷取息，连这点“私房钱”都要盘算着生利，贪婪到了极致。
转过年来，灵帝的奢靡之心变本加厉，又下诏在南宫修建玉堂殿。同时，命人铸造四具铜人，分别安置在仓龙、玄武二门；另铸四口巨钟，每口容积达两千斛，分悬于玉堂殿和云台殿中。甚至在平门外的桥东，用铜铸造了天禄与蛤蟆，内置机关，能自动吐水，水流通过管道引入宫中，美其名曰“除秽避邪”。
玉堂殿的修建极尽精巧，铜人、巨钟、铜兽的铸造更是耗费惊人，从开采铜矿到冶炼铸造，再到运输安置，动用的民力、耗费的钱财难以计数。这些本可用于赈济灾民、充实军备的资源，全被投入到这场劳民伤财的奢靡工程中，只换来宫殿的一时华美与帝王的片刻虚荣。
灵帝这般荒唐，张让、赵忠等一众宦官更是有样学样，争相大修府邸。他们的第宅富丽堂皇，雕梁画栋堪比宫禁，甚至连车马服饰都僭越规制，奢华得晃人眼目。
一日，灵帝闲得无聊，想登上宫中高台眺望风景。赵忠等人见状，慌忙上前阻拦，假意劝谏道：“陛下乃是万乘之尊，不宜登高。史书上说，人主登高，会导致百姓流离虚散啊。”这荒诞的借口，灵帝竟信以为真，从此再不敢登台。
宦官们见灵帝如此易骗，愈发无所顾忌。他们霸占良田、劫掠民女、收受贿赂，把朝堂当成自家后院，连地方官员的任免都要插手。
灵帝自登基以来，外患便如影随形：北方的鲜卑部落屡屡南下，侵扰并、幽等州，边地百姓常年活在刀兵威胁之下；西方的羌族时降时叛，反复侵扰凉州，朝廷派兵征讨，却总难根治，军费消耗巨大。
外患未平，内乱又接踵而至。黄巾之乱虽被镇压，却点燃了乱世的引线，四方豪强借着平乱之名拥兵自重，袁绍、曹操、孙坚等人各自积蓄力量，群雄争霸的苗头已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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