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元年的雒阳城,像一座被乱世包裹的孤岛。西园裸游馆的池水仍泛着茵墀香的涟漪,宫女们划着兰舟采莲的笑语隐约传来,可宫墙之外,世界早已换了天地。黄巾之乱的烽火虽被强行扑灭,并州的鲜卑铁骑却仍在边境徘徊,马蹄踏碎了边民的炊烟;凉州的羌人叛旗再度竖起,战火在河西走廊蔓延;荆州、益州的豪强借着平乱之名,暗中囤积兵甲,割据之心昭然若揭——大汉的疆土,就像被虫蛀空的老木,在风雨中吱呀作响,摇摇欲坠。
可深居西园的灵帝,对这风雨飘摇视而不见。那颗被贪婪喂饱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他全然不顾国库早已空得能跑老鼠,百姓还在饿殍遍野中挣扎,竟执意要在西园内建造一座“万金堂”。更荒唐的是,他强令调动司农掌管的国库金钱、丝帛,一车车往西园运,尽数堆在堂中。那些本应用于赈灾、养兵、安抚边疆的财富,就这样成了他眼皮底下的私产,只为满足那份病态的占有欲。
要知道,灵帝往日卖官鬻爵捞来的巨额钱财,本就多半没纳入国库,而是偷偷藏进西园的私人金库里。如今又把国家财政的储备,支撑朝廷运转、赈灾救民的根基,强行挪进自己的私库,美其名曰“万金堂”,说到底,不过是变着法子把天下的财富,更直接、更露骨地攥进自己手里罢了。
这哪里是在“存财”,分明是在掘取王朝的骨血。百姓的赋税、国库的储备,本该是江山的“筋骨”,却被他当成了私产的“皮肉”,一层层往自己囊中搜刮。这般贪婪无度,早已把“天下为公”的帝王本分抛得一干二净,只留下一个被私欲填满的躯壳,在乱世的边缘加速坠落。
司农掌管着国家财政,官员们看着国库储备被强行搬往西园,心里满是愤懑与无奈。可面对灵帝的旨意和宦官的监视,谁也不敢多说一个“不”字,只能眼睁睁看着一车车钱粮从库房运走,留下空荡荡的架子在风中摇晃。
消息传到民间,百姓更是怨声载道。他们一年到头在田地里刨食,好不容易缴上赋税,盼的是朝廷能用来赈灾救难、安定边疆,让家人能有口饱饭吃。可如今,这些血汗钱竟成了皇帝私藏的“家底”,堆在西园的万金堂里蒙尘。那份被愚弄、被掠夺的愤怒,像野草般在街巷田间疯长,当帝王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囊中之物,百姓心中的“忠”与“信”,也就在这一次次的失望里,渐渐消磨成了灰烬。
张让、赵忠最懂灵帝的贪婪本性,便趁机鼓噪,怂恿他将朝廷赋税收入大量转为私产。为了更方便地聚敛财物,他们还专门奏请增设了中尚书、中御府等官署,打着“统筹财用”的旗号,实则成了灵帝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
灵帝对此欣然应允,一面在京师大兴土木,把搜刮来的钱财投进西园的亭台楼阁;一面偷偷回自己的老家河间,买田置地、建造府第楼阁,仿佛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他甚至把数千万私钱交给小黄门、常侍等宦官,让他们放贷取息,连这点“私房钱”都要盘算着生利,贪婪到了极致。
转过年来,灵帝的奢靡之心变本加厉,又下诏在南宫修建玉堂殿。同时,命人铸造四具铜人,分别安置在仓龙、玄武二门;另铸四口巨钟,每口容积达两千斛,分悬于玉堂殿和云台殿中。甚至在平门外的桥东,用铜铸造了天禄与蛤蟆,内置机关,能自动吐水,水流通过管道引入宫中,美其名曰“除秽避邪”。
玉堂殿的修建极尽精巧,铜人、巨钟、铜兽的铸造更是耗费惊人,从开采铜矿到冶炼铸造,再到运输安置,动用的民力、耗费的钱财难以计数。这些本可用于赈济灾民、充实军备的资源,全被投入到这场劳民伤财的奢靡工程中,只换来宫殿的一时华美与帝王的片刻虚荣。
灵帝这般荒唐,张让、赵忠等一众宦官更是有样学样,争相大修府邸。他们的第宅富丽堂皇,雕梁画栋堪比宫禁,甚至连车马服饰都僭越规制,奢华得晃人眼目。
一日,灵帝闲得无聊,想登上宫中高台眺望风景。赵忠等人见状,慌忙上前阻拦,假意劝谏道:“陛下乃是万乘之尊,不宜登高。史书上说,人主登高,会导致百姓流离虚散啊。”这荒诞的借口,灵帝竟信以为真,从此再不敢登台。
宦官们见灵帝如此易骗,愈发无所顾忌。他们霸占良田、劫掠民女、收受贿赂,把朝堂当成自家后院,连地方官员的任免都要插手。
灵帝自登基以来,外患便如影随形:北方的鲜卑部落屡屡南下,侵扰并、幽等州,边地百姓常年活在刀兵威胁之下;西方的羌族时降时叛,反复侵扰凉州,朝廷派兵征讨,却总难根治,军费消耗巨大。
外患未平,内乱又接踵而至。黄巾之乱虽被镇压,却点燃了乱世的引线,四方豪强借着平乱之名拥兵自重,袁绍、曹操、孙坚等人各自积蓄力量,群雄争霸的苗头已然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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