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早春的上海，黄浦江的晨雾裹着潮湿的煤烟味，像块浸了水的棉絮，压在洋行街的青石板上。朝歌豆食铺的蒸笼刚冒起第一缕白汽，竹篾缝隙里漏出的蟹粉香还没飘远，就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周先生踩着露水跑过来，藏青色洋行制服上沾了些泥点，手里攥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牛皮纸请柬，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连平日里梳得整齐的头发都乱了两缕。
“陈老板，陈太太，”他一进门就往柜台后凑，声音压得比蒸笼的白汽还低，“杜先生的商会晚宴，托总办递了话，想请你们掌勺。”
陈玄正给醉蟹贴红纸标签的手顿住了。“杜先生”这三个字在上海的分量，他早从码头王掌柜那儿听熟了——青帮的半壁江山攥在这人手里，法租界商会的印章也常由他管，寻常商户别说接他的宴席，连递张拜帖都得托三四层关系。朱成碧放下擦瓷罐的布，指尖轻轻碰了碰请柬边缘，触到纸里嵌的细竹纹暗线，那是杜府专属的印记，去年李律师家办寿宴时，她见过一次，仿冒不来。
“总办是怎么跟杜先生提的？”朱成碧的目光落在请柬上“三月初十”的落款日期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案沿，“近来外面不太平，昨夜阿福说，沪西码头有艘运蟹的船，因为‘疑似通北伐军’被扣了，连带着江心的蟹都少了三成。杜府对宴席，有没有特别的忌讳？”
周先生咽了口唾沫，从口袋里掏出块折皱的手帕擦了擦汗：“总办上周在李律师家吃了你们的蟹粉小笼，跟杜先生夸了句‘鲜得能吞舌头’，杜先生才松了口。”他顿了顿，又往门口瞥了眼，确认没人路过，才接着说，“杜先生只提了两点：一是要中西合璧，本地人吃着不生分，洋人尝着不排斥；二是要有新意，别跟那些本帮菜馆的老几样重样。”话到末尾，他的声音压得更低，“还有件事——宴上有日本商会的人，就是上个月跟上海总商会一起访日的佐藤，听说杜先生想借着宴席，缓和下中日商户的贸易气氛，毕竟现在孙传芳的兵在苏州一带卡得紧，不少日货都运不进来。”
送走周先生，阿福端着刚煮好的杏仁茶过来，瓷碗底还沾着点灶灰，他的手微微发颤，茶水上的桂花碎都晃出了圈：“陈太太，咱们真要去啊？我听巷口的老王说，杜府的规矩严得很，连端菜的盘子都得擦三遍，要是哪道菜不合口味，说不定连后厨的人都要被盘问。而且最近租界巡捕查得紧，早上我去菜场买葱，挑菜的担子都被翻了两遍，巡捕还问我是不是给‘赤党’送东西的。”
“靠手艺吃饭，没什么好怕的。”朱成碧接过杏仁茶，指尖的温度让瓷碗暖了些，她拿起笔，在纸上画起食材的草图，笔尖却在“刀鱼”两个字上顿了顿，“但也得留心——这宴不只是生意，是给咱们开饭店铺路的桥。何况现在时局乱，北伐军都快打到武汉了，上海的权柄说不准哪天就换了人，得借着这机会把根基扎稳，不然真等打仗了，咱们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接下来三天，铺子里的豆浆和卤豆干交给阿福打理，朱成碧和陈玄几乎泡在了后厨与码头之间。为了摸准杜府宾客的口味，他们托王掌柜找了个曾在杜府帮过厨的老伙夫，老爷子住在沪东的棚户区，家里只有一间漏风的土坯房，他叼着旱烟，烟杆上的铜锅都磨出了包浆，慢腾腾地说：“黄金荣探长牙口不好，年轻时爱吃硬菜，现在牙松了，炖肉得炖到用筷子一夹就碎；那些洋大班，比如沙逊集团的那个维克多，总嫌咱们的菜油重，甜口的倒能接受；还有日本客人，爱吃河鲜，却忌讳用‘破’字，端菜的时候得说‘启菜’，不能说‘上菜’，连蟹脐破了的蟹都不能用，他们觉得不吉利。”
周先生也没闲着，隔天就捎来消息：沙逊最近正跟工部局商议加强租界安保，怕北伐军打到上海后，租界里的洋商受牵连；日本商会的佐藤则盯着长江航运，想借着这次宴席，跟杜月笙搭上线，好让他的货船能顺利通过孙传芳的兵卡。这些细节，都被朱成碧记在小本子上，连食材的产地和备用渠道都反复敲定——蟹要江心的母蟹，比岸边的肥；牛肋条得要内蒙古的羯牛，肉质嫩且无膻；刀鱼得是长江口的春刀，鲜气最足，而且得备两份，一份走正常渠道，一份托走私船运，就怕江道被兵卡堵了断货。
陈玄去码头挑蟹那天，天刚蒙蒙亮，江面上还飘着雾。码头的人比往常少了三成，几个穿灰军装的兵正围着一艘运鱼的船盘问，船老板蹲在地上，双手举着船票，脸色发白。陈玄绕到码头最里面，才找到老渔民的船，老渔民的儿子红着眼圈说：“昨天我爹的船被奉军扣了，说我们‘私通北伐军’，连渔网都被收了，这几只蟹还是我夜里偷偷划小舢板去江心捕的。”陈玄看着竹筐里寥寥几只蟹，心里发沉，最后花了双倍的价钱，从一个走私贩子手里买了五十只母蟹，还用黑布把食盒裹得严严实实，绕着巡捕的岗哨走小巷回铺，到家时，裤脚都被露水打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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