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儿个收了个女娃，才五岁，”张婶咬断针线，拿起另一根线，往舌尖上蘸了蘸，“娘在路上生了急病，咳嗽得厉害，没挺过来，就埋在路边的乱葬岗。孩子抱着娘的尸体哭了一夜，现在连自己叫啥都忘了，只知道跟着人走。”
阿强挑着水桶回来，桶沿的绳子勒得肩膀通红，印出两道深痕。桶里的水浑浊，还飘着几片浮萍——这是从三里外的臭水沟挑来的，井里的水早就不够用了，每天得排队才能打半桶。
“陈老板，李老板的布庄被查了！”他把水桶墩在地上，水花溅了一地，“早上路过时，看见日本兵把布全往卡车上搬，李老板拦着不让，被日本兵用枪托打了，现在躺在家里起不来。伙计说，是有人举报李老板私藏抗日物资，其实就是想抢他的布。”
陈玄一听，转身就要去看李老板，刚走到门口，就被两个穿黑衫的便衣拦住了。“干什么的？”领头的三角眼扫过他的棉袍，眼神像刀子，“最近闸北不太平，跟我们去巡捕房一趟，问话！”
陈玄攥紧袖底的仙力，指节泛白——他能轻易制服这两个便衣，但现在动手，只会给膳房和难民招来麻烦。正想找借口脱身，巷口突然传来骚乱，喊叫声、哭喊声混在一起。
“抢米啦！抢米啦！”有人喊。
两个便衣对视一眼，拔腿就往巷口跑。陈玄趁机拉着朱成碧躲进了旁边的杂物间，隔着木板缝往外看——几个难民冲进了巷口的粮店，抱着米袋就往外跑，粮店老板举着账本追出来，哭喊着：“我也是没办法啊！进价涨了五倍，再卖平价我要饿死了！”
巡捕很快赶来，手里的警棍往难民身上招呼，打得难民们头破血流，米袋掉在地上，白花花的米撒了一地。一个巡捕一脚踹翻粮店老板，吼道：“少废话！日军说了，敢哄抬物价的，一律抓起来！你这粮店，先关三天再说！”
粮店老板坐在地上，看着撒在地上的米，眼泪掉了下来：“关了店，我一家老小怎么活啊……”
“这世道，做买卖的难，逃难的更难。”朱成碧轻声说，指尖冰凉。
陈玄握住她的手，仙力传来些许暖意：“李老板的布没了，咱们就用旧衣服改棉衣；米不够了，就去郊外挖野菜掺着煮。总会有办法的，别慌。”
七月的一天，天阴得像要下雨，却没掉一滴泪。一个穿工装的年轻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朝歌膳房。他的左臂缠着绷带，渗着血，脸上有块烧伤的疤痕，从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看着有些吓人。
“能给口饭吃吗？”年轻人的声音沙哑，像是被烟熏过。
朱成碧递给他一碗粥，又拿了个冻豆包。年轻人接过，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差点噎着。缓过劲后，他才说自己叫阿贵，是从东北土龙山逃来的。
“日军强征我们去修机场，把我们关在茅草棚里，吃发霉的高粱米，每天干十五个时辰的活，”阿贵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有人累死了，就直接埋在机场底下，连块碑都没有。我们暴动那天，我爹为了掩护我，被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我逃出来时，身上还带着弹片，走了三个多月才到上海。”
他从怀里掏出块染血的粗布，上面绣着个极小的“安”字，布边已经磨得毛糙。“这是我在飞机堡的废墟里捡的，”阿贵的眼泪掉在布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应该是你们缝的棉衣碎片吧？张营长他们在长城打鬼子，我们在东北也在拼，可为啥日子还是这么苦？为啥鬼子还没被赶走？”
朱成碧接过布片，小心地收进账本里——账本里还夹着去年的枫叶和张营长的信。“因为我们还没放弃，”她轻声说，“只要有人还在拼，有人还在帮，就有希望。就算希望再小，也能撑着人活下去。”
那天晚上，陈玄把后院的柴火棚收拾了一下，铺了层稻草，让阿贵住了进去。阿贵会修农具，第二天就帮着膳房修好了漏水的粥锅，还在院角搭了个简易的灶台，让难民们能自己煮点热水。
入秋后，旱情没缓解，时局反而更乱了。日军在淞沪沿线修工事，强征民力，不少青壮年被拉去挖战壕，有的再也没回来。闸北的特务越来越多，经常半夜破门查户，手里拿着“可疑人员名单”，见了名字对得上的，就直接抓走。
有次特务查到了朝歌膳房，那天陈玄正好出去联系粮商，朱成碧正带着张婶和几个难民熬粥。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踹开门，身后跟着几个伪军，手里的军刀在灯光下闪着冷光。
“谁让你们私开粥厂的？”日本人指着锅里的粥吼，口音生硬，“全是共党探子！把粥掀了，人都带走！”
一个伪军上前就要掀锅，袁阿婆突然扑上去抱住他的腿，哭喊着：“别掀！这是孩子们的命啊！他们一天就吃这一碗粥，掀了他们会饿死的！”
伪军一脚把袁阿婆踹开，袁阿婆撞在腌菜缸上，额头流出血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朱成碧眼里冒火，指尖的仙力几乎要破体而出——她能让这些人瞬间倒地，但这样一来，膳房就会被盯上，难民们也没了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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