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巷口传来杜先生的声音：“太君，误会！这是我的产业，救济难民是租界允许的，我有备案。”
杜先生穿着西装，手里拿着个公文包，快步走进来，递上几盒日本烟，又悄悄塞了些银元给日本人。“这些都是安分的老百姓，不是什么共党，”他笑着说，“要是太君不信，可以去租界的工部局查备案，绝不会给太君添麻烦。”
日本人收了烟和银元，脸色缓和了些，对着伪军摆了摆手：“走！”
等人走后，杜先生擦了擦汗，对朱成碧说：“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日军在修吴福线、锡澄线的防御工事，早晚要动手，你们得早做打算，最好找个隐蔽点的地方，别太显眼。”
朱成碧点了点头，扶起袁阿婆，用布条帮她包扎额头：“谢谢您，杜先生。我们会小心的。”
十月的一天，终于下了场小雨，淅淅沥沥的，打在屋檐上，发出沙沙的响。雨不大，却缓解了些许旱情，巷口的老槐树也冒出了几片新叶。但这雨，却没能浇灭民间的苦难。
阿贵从码头回来，脸色很难看，“长江里漂着不少尸体，都是逃荒时翻船的难民。有个船家说，最近这段时间，每天都能看见十几具尸体，有的还抱着孩子，手里攥着半块干粮。”
朱成碧听了，心里发沉，转身把缸里剩下的米全倒进锅里，又加了些野菜和红薯干，熬了一大锅粥。刚把粥端出去，就看见个穿破棉袄的女人抱着孩子，跪在巷口的石板路上，手里举着个木牌，上面用炭笔写着：“卖女，换半袋米”。
孩子不过三岁，扎着两个小辫子，脸冻得通红，睁着大眼睛看着来往的人，手里攥着个布娃娃，娃娃的胳膊已经掉了一只。女人的眼睛红肿，嘴唇干裂，见人路过就磕头：“求求你们，买了我的孩子吧，给半袋米就行，能让我活下去就好……”
朱成碧走过去，蹲在女人面前，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递过去——是些铜板和几张纸币，“别卖孩子，跟我回膳房，有粥喝，还有地方住。钱你拿着，买点吃的，别让孩子饿肚子。”
女人愣了愣，突然抱着孩子哭起来：“你是菩萨转世啊……我也是没办法，孩子爹死在修工事的工地上，我带着孩子逃了半个月，就快饿死了，才想着卖孩子……”
朱成碧扶起女人，“别哭了，跟着我走，以后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膳房的后院挤得满满当当，连柴房门口都铺了草席，住满了难民。陈玄在院里生了堆火，火苗跳动着，映着一张张疲惫的脸。阿贵给孩子们讲土龙山暴动的故事，说农民们拿着锄头、镰刀跟日军拼，虽然最后败了，却没人投降，“我们东北人，不怕鬼子，就算只剩一口气，也要跟他们拼到底！”
张婶坐在火边，缝着些小布偶，布偶的眼睛是用黑纽扣做的，虽然简陋，孩子们却很喜欢。她把布偶分给孩子们，“拿着，晚上抱着睡，能做个安稳的梦，梦里没有鬼子，没有饥荒。”
朱成碧和陈玄坐在门槛上，看着火光照着孩子们的笑脸，心里稍微好受了些。“李老板托人送了些碎布来，”陈玄轻声说，“是他从日军手里抢回来的，虽然碎，却能改些小棉衣，给孩子们穿，冬天快到了，别冻着他们。”
朱成碧点头，从怀里掏出账本，翻到新的一页，用铅笔写下：“十月十三日，收碎布二十斤，救济难民三十七人，其中孩童十人。”
账本的夹层里，那片从长城寄来的枫叶已经干枯，却依旧红得像火。朱成碧想起张营长的信，想起阿贵手里的布片，想起袁阿婆额头的伤口——这些细碎的光，在动荡的时局里，或许微弱，却支撑着人们熬过一个又一个黑夜。
十一月初，第一场冷雨落下时，天更冷了。巷口的风裹着雨丝，吹在人身上，像针扎一样疼。陈玄收到了一封从长城寄来的信，信封皱巴巴的，上面的字迹很潦草，是张营长的勤务兵写的。
“张营长在古北口战役中牺牲了，”信上写着，“临终前，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说谢谢你们送的棉衣和冻豆包，让弟兄们在长城上没挨冻、没挨饿。他还说，要是有机会，想再吃一口你们做的冻豆包，再喝一碗小米粥。”
信封里装着半块冻豆包，是去年朝歌膳房送的，虽然已经干硬，却还带着淡淡的豆香。朱成碧把冻豆包小心地收进账本，眼泪掉在纸页上，晕开了之前写下的“家国平安”四个字。
陈玄握住她的手，指尖的仙力温暖而坚定：“咱们得接着送，送更多的棉衣，更多的粮食。张营长他们没完成的，咱们帮着守下去。只要还有人需要，朝歌膳房的灯，就一直亮着。”
雨还在下，敲打着膳房的木窗，发出哒哒的响。锅里的粥还温着，草席上的难民睡得安稳了些，孩子们抱着布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朱成碧知道，这乱世的苦难还没结束，旱魃未退，烽火未熄，但只要朝歌膳房的灯还亮着，只要锅里的粥还温着，就总有希望在人间，像这雨夜里的火苗，虽然微弱，却能照亮人心，撑着人们，等着春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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