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木匠摆了摆手,笑得很朴实:“姑娘,别说这些客气话,咱们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我就算是累死,也心甘情愿。”
七月的一天,天阴得像要下雨,却没掉一滴泪。日军突然在闸北进行“大搜查”,说是“抓捕共党分子”,街上到处都是穿黄军装的日本兵和伪军,手里拿着“可疑人员名单”,挨家挨户地查,稍有不顺从,就拳打脚踢。
十几个日本兵踹开朝歌膳房的门,军靴踩在青砖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他们翻箱倒柜地查,碗碟摔得满地都是,连腌菜缸都要掀起来看,缸里的咸菜撒了一地,散发着酸味。沈青藏在柴房的收音机零件盒被搜了出来,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兵举起军刀就要砍,嘴里还喊着“八嘎!抗日分子!”。
周木匠突然扑上去,用身体挡住沈青,他的拐杖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他只是个学生,你们别杀他!要杀就杀我!我是中国人,我不怕你们!”
日本兵一脚把周木匠踹倒,周木匠摔在地上,嘴角流出血来,却还是挣扎着要爬起来。日本兵的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冰凉的刀锋贴着皮肤,周木匠却没怕,眼睛瞪着日本兵:“你们这些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
陈玄赶紧上前,从怀里掏出几盒日本烟,又塞了些银元给那个日本兵,脸上陪着笑:“太君,误会,都是误会!他只是个木匠,脑子不太好使,这学生是来投奔亲戚的,不懂事,您别跟他们计较。这些烟和钱,您拿着,买点酒喝。”
日本兵收了烟和银元,脸色缓和了些,对着其他日本兵摆了摆手:“走!”说完,还狠狠踹了周木匠一脚,才扬长而去。
等人走后,大家赶紧把周木匠扶起来,张婶用布条帮他擦嘴角的血,沈青扶着周木匠,眼泪掉了下来:“周师傅,谢谢您……都是我不好,连累了您。”
周木匠笑了笑,拍了拍沈青的手:“傻孩子,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保护你,谁保护你?你是学生,是国家的希望,以后还得靠你们建设国家呢。我这把老骨头,挨几脚没事,只要你没事就好。”
入秋后,时局更乱了。日军在上海增兵,军舰停在吴淞口,炮口对着闸北,像一头凶猛的野兽,随时准备扑上来。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盘旋,撒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传单,传单飘在地上,被难民们踩在脚下,谁也不看。
难民们越来越怕,有的想往南方逃,却发现路都被日军封了,路口设了岗哨,盘查得很严,“说是‘防止流民闹事’,其实就是不让咱们走,想把咱们困在这里,当他们的‘顺民’。”一个从南京逃来的难民说,“我听说南京那边也不太平,日军在周边修了很多炮楼,怕是迟早要打过来。”
朱成碧和陈玄商量着,得把膳房的物资转移到租界里,闸北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被日军搜查,物资要是被搜走,难民们就没了指望。他们找杜先生帮忙,杜先生在租界里有个小仓库,平时用来放洋行的货物,现在正好空着。“现在闸北太危险了,”杜先生坐在膳房的板凳上,喝着小米粥,“日军随时可能动手,你们得早做打算,最好把难民也转移到租界边缘,至少租界里有工部局管着,日军不敢太放肆,能安全点。”
朱成碧点了点头:“谢谢您,杜先生。我们这就准备,明天一早就转移物资。”
转移物资那天,天还没亮,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阿福、阿强、沈青、周木匠一起帮忙,把草药、棉衣、粮食装进竹篮,陈玄用“掩气诀”盖住物资的味道,避免被日军的军犬闻到。大家趁着日军换岗的间隙,悄悄往租界走,每个人都提着心,生怕被发现。
路上遇到伪军盘查,伪军手里拿着手电筒,照得人睁不开眼。“干什么的?这么早要去哪里?”伪军的声音很粗,带着不耐烦。
沈青赶紧上前,从怀里掏出张假的“租界洋行工作证”——是周木匠用木头刻的,虽然粗糙,却能糊弄人:“长官,我们是洋行的伙计,去租界送货物,要是晚了,老板要骂人的。”
伪军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用手电筒照了照竹篮,竹篮里盖着布,看起来像是普通的货物。他又问了几句,见沈青回答得流利,才挥了挥手:“走吧走吧,别耽误老子睡觉。”
大家松了口气,赶紧加快脚步,往租界走。到了仓库,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却没人抱怨,赶紧把物资搬进去,摆得整整齐齐。朱成碧看着堆在角落里的物资,心里却沉甸甸的:“还有好多难民没转移出来,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也接过来,不能把他们留在闸北。”
陈玄点头:“我跟老吴联系,他说地下党有秘密通道,能把难民从闸北送到租界,就是通道有点窄,只能容一个人走,得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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