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木匠摆了摆手，笑得很朴实：“姑娘，别说这些客气话，咱们都是中国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我就算是累死，也心甘情愿。”
七月的一天，天阴得像要下雨，却没掉一滴泪。日军突然在闸北进行“大搜查”，说是“抓捕共党分子”，街上到处都是穿黄军装的日本兵和伪军，手里拿着“可疑人员名单”，挨家挨户地查，稍有不顺从，就拳打脚踢。
十几个日本兵踹开朝歌膳房的门，军靴踩在青砖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他们翻箱倒柜地查，碗碟摔得满地都是，连腌菜缸都要掀起来看，缸里的咸菜撒了一地，散发着酸味。沈青藏在柴房的收音机零件盒被搜了出来，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兵举起军刀就要砍，嘴里还喊着“八嘎！抗日分子！”。
周木匠突然扑上去，用身体挡住沈青，他的拐杖掉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响：“他只是个学生，你们别杀他！要杀就杀我！我是中国人，我不怕你们！”
日本兵一脚把周木匠踹倒，周木匠摔在地上，嘴角流出血来，却还是挣扎着要爬起来。日本兵的军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冰凉的刀锋贴着皮肤，周木匠却没怕，眼睛瞪着日本兵：“你们这些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
陈玄赶紧上前，从怀里掏出几盒日本烟，又塞了些银元给那个日本兵，脸上陪着笑：“太君，误会，都是误会！他只是个木匠，脑子不太好使，这学生是来投奔亲戚的，不懂事，您别跟他们计较。这些烟和钱，您拿着，买点酒喝。”
日本兵收了烟和银元，脸色缓和了些，对着其他日本兵摆了摆手：“走！”说完，还狠狠踹了周木匠一脚，才扬长而去。
等人走后，大家赶紧把周木匠扶起来，张婶用布条帮他擦嘴角的血，沈青扶着周木匠，眼泪掉了下来：“周师傅，谢谢您……都是我不好，连累了您。”
周木匠笑了笑，拍了拍沈青的手：“傻孩子，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保护你，谁保护你？你是学生，是国家的希望，以后还得靠你们建设国家呢。我这把老骨头，挨几脚没事，只要你没事就好。”
入秋后，时局更乱了。日军在上海增兵，军舰停在吴淞口，炮口对着闸北，像一头凶猛的野兽，随时准备扑上来。每天都有飞机在天上盘旋，撒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传单，传单飘在地上，被难民们踩在脚下，谁也不看。
难民们越来越怕，有的想往南方逃，却发现路都被日军封了，路口设了岗哨，盘查得很严，“说是‘防止流民闹事’，其实就是不让咱们走，想把咱们困在这里，当他们的‘顺民’。”一个从南京逃来的难民说，“我听说南京那边也不太平，日军在周边修了很多炮楼，怕是迟早要打过来。”
朱成碧和陈玄商量着，得把膳房的物资转移到租界里，闸北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被日军搜查，物资要是被搜走，难民们就没了指望。他们找杜先生帮忙，杜先生在租界里有个小仓库，平时用来放洋行的货物，现在正好空着。“现在闸北太危险了，”杜先生坐在膳房的板凳上，喝着小米粥，“日军随时可能动手，你们得早做打算，最好把难民也转移到租界边缘，至少租界里有工部局管着，日军不敢太放肆，能安全点。”
朱成碧点了点头：“谢谢您，杜先生。我们这就准备，明天一早就转移物资。”
转移物资那天，天还没亮，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阿福、阿强、沈青、周木匠一起帮忙，把草药、棉衣、粮食装进竹篮，陈玄用“掩气诀”盖住物资的味道，避免被日军的军犬闻到。大家趁着日军换岗的间隙，悄悄往租界走，每个人都提着心，生怕被发现。
路上遇到伪军盘查，伪军手里拿着手电筒，照得人睁不开眼。“干什么的？这么早要去哪里？”伪军的声音很粗，带着不耐烦。
沈青赶紧上前，从怀里掏出张假的“租界洋行工作证”——是周木匠用木头刻的，虽然粗糙，却能糊弄人：“长官，我们是洋行的伙计，去租界送货物，要是晚了，老板要骂人的。”
伪军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用手电筒照了照竹篮，竹篮里盖着布，看起来像是普通的货物。他又问了几句，见沈青回答得流利，才挥了挥手：“走吧走吧，别耽误老子睡觉。”
大家松了口气，赶紧加快脚步，往租界走。到了仓库，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却没人抱怨，赶紧把物资搬进去，摆得整整齐齐。朱成碧看着堆在角落里的物资，心里却沉甸甸的：“还有好多难民没转移出来，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也接过来，不能把他们留在闸北。”
陈玄点头：“我跟老吴联系，他说地下党有秘密通道，能把难民从闸北送到租界，就是通道有点窄，只能容一个人走，得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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