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碧接过传单，小心地折好，藏进账本夹层——账本已经用了两年，纸页都泛黄了，里面还夹着去年张营长留下的半块冻豆包和那片干枯的枫叶，冻豆包早就硬得像石头，枫叶却依旧红得刺眼。“咱们藏在灶膛夹层的草药，没被发现吧？”她问，眼里满是担忧——那是老魏上月从皖南送来的柴胡和金银花，是治感冒和痢疾的良药，现在外面根本买不到。
陈玄摇头，走到灶膛边，用铁铲轻轻拨开灶灰，露出里面的夹层：“放心，我用‘掩气诀’把药味盖住了，就算日军来查，也只会以为是灶灰味。只是粮越来越少了，刚才去米行，王老板说，日军把上海周边的粮库都封了，只许卖掺了沙子的‘混合米’，还卖得死贵，一斤要五十文，比上个月贵了两倍。”
入春后，天还是冷得刺骨，刮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人脸上生疼。难民营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是从华北逃来的，有的衣衫褴褛，有的带着伤，还有的怀里抱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朝歌膳房的粥锅从早到晚都没停过，却还是不够分，晚来的人只能喝到些粥水，连野菜叶都捞不着。
有天早上，朱成碧刚推开店门，就看见巷口躺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女人穿的棉袄破得露了棉絮，怀里紧紧抱着个刚出生的婴儿，婴儿用块破布裹着，脸冻得发紫，连哭声都微弱得像小猫叫，只有胸口微微起伏，证明还活着。“这是从保定逃来的，”旁边一个卖烤红薯的老汉叹着气说，“她男人被日军抓去当劳工，说是去修工事，到现在都没回来。她怀着孕逃出来，在路上生的孩子，没吃的没喝的，已经两天没合眼了，昨晚就躺在这儿，我给了她块烤红薯，她舍不得吃，全喂给孩子了。”
朱成碧赶紧上前，小心翼翼地把女人扶起来，女人的身体烫得吓人，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水……孩子……”。她让阿福去烧锅热水，又从自己的箱子里翻出件旧棉袄，是陈玄给她做的，虽然有点旧，却很厚实，她毫不犹豫地拆了，取出里面的棉花，给婴儿做了个小襁褓。陈玄这时也回来了，见状赶紧用指尖在婴儿眉心点了点，一缕淡金色的暖光注入——婴儿的哭声终于大了些，小手还抓了抓襁褓，女人看着孩子，眼泪掉在襁褓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谢谢你们，你们是我们娘俩的救命恩人……要是孩子能活下来，我一定让他记着你们的好。”
沈青这时也过来帮忙，他蹲在旁边给女人喂水，动作很轻，生怕弄疼了她。沈青会修收音机，前几天把膳房里那个破旧的收音机修好了，每天晚上都能收到北平的抗日广播。“今晚有重要消息，”沈青调试着收音机，旋钮上的漆都掉光了，露出里面的金属，“听说红军到了陕北，要跟东北军合作抗日，咱们终于有盼头了！以后再也不是咱们自己跟鬼子拼了，会有更多人跟咱们一起抗日！”
难民们听到这话，都围了过来，挤在收音机旁，屏住呼吸听着。收音机的信号不太好，滋滋啦啦的，却没人抱怨。当广播里传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时，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个从东北逃来的老汉抹着泪说：“要是早这样，咱们的孩子也不用遭这份罪了……我儿子要是还在，也能跟着红军一起打鬼子了。”
入夏后，上海的天气变得闷热，像个大蒸笼，让人喘不过气。难民营里开始流行痢疾，不少难民上吐下泻，浑身无力，却没药治。朱成碧和陈玄急得团团转，老魏送来的草药早就用完了，去药铺买，药铺老板却摇着头说“日军把治痢疾的药都扣了，说是‘军用物资’，老百姓想买都买不到，就算有，也贵得离谱，一般人根本买不起”。
周木匠这时拄着拐杖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把野菜，叶子绿油油的，是马齿苋。“姑娘，这种草能治痢疾，”老木匠的声音很肯定，“我在天津的时候，村里闹痢疾，没钱买药，就靠吃这个好的。这种草到处都是，郊区的田埂上、河边都有，咱们去挖点回来，煮水给生病的难民喝，肯定管用。”
朱成碧听了，赶紧让阿福和阿强跟着周木匠去挖马齿苋。中午的太阳晒得人头晕，地面滚烫，他们却不敢停，手里的镰刀不停地割着，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地上，很快就干了。周木匠虽然少了两根手指，却割得很麻利，他说“多挖点，能救一个是一个，咱们不能看着乡亲们活活病死”。
挖回来的马齿苋洗干净，放进大锅里煮，水开后，一股清苦味飘了出来。朱成碧给每个生病的难民舀了一碗，看着他们喝下去，心里既期待又紧张。没想到第二天，真的有难民说“不拉肚子了，身上也有力气了”，朱成碧松了口气，赶紧让张婶把剩下的马齿苋晒干，藏在腌菜缸底，以备不时之需。“还是周师傅有办法，”朱成碧笑着说，“等以后太平了，咱们请您做套新家具，放在膳房里，让大家都记住您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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