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春寒比往年来得更久，正月底的上海闸北，巷口的积雪融了又冻，青石板路滑得能照见人影，踩上去咯吱响，像极了难民们冻得发僵的骨头在打颤。朝歌膳房的木门早被潮气浸得发黑，门轴缺了油，推开时发出“吱呀——”的哀鸣，跟巷子里断断续续的咳嗽声混在一起，透着股说不出的凄凉。
朱成碧正蹲在灶前刮锅垢，铁铲蹭着发黑的锅底，发出刺啦刺啦的响——锅里熬的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粥，粥面上飘着几片枯黄的荠菜叶，是阿强冒着雪从郊区的野地里挖的，还掺了点去年剩下的碎玉米，颗粒分明，却带着股陈腐的霉味。“粮农说，今年华北旱得更凶，黄河边的地裂得能塞进拳头，连种子都留不下，”阿强早上回来时冻得嘴唇发紫，“这碎玉米还是他藏在炕洞里才没被日军搜走的，说‘给逃难的乡亲们填肚子，比被鬼子抢去喂马强’。”
灶台上摆着个豁口的粗陶碗，碗里盛着半块硬邦邦的糠饼，饼上还沾着点草屑，是今早一个从北平逃来的学生留下的。那学生叫沈青，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的蓝布学生装满是补丁，袖口磨得露了棉絮，手肘处还破了个洞，露出里面的旧棉花。他怀里紧紧抱着个铁皮收音机零件盒，盒盖用铁丝捆着，生怕散了：“日军占了北平的学校，说我们‘宣传抗日思想’，把课本全堆在操场上烧了，火苗窜得比屋顶还高。我连夜逃出来，走了二十多天，白天躲在庄稼地里，晚上赶路，就靠这点糠饼撑着，有时候一天就啃一口。”
阿福蹲在旁边擦竹篮，竹篮的提手断了一根，用麻绳紧紧捆着将就用，竹条上的毛刺刮得他手心发红。“陈太太，巷口的日军岗哨又加了铁丝网，”少年的手冻得发紫，指节上裂着好几道小口子，渗着血丝，他却浑然不觉，“今早送粥去难民营，看见两个伪军在搜难民的包袱，连孩子的尿布都要翻开看，还骂骂咧咧的，说‘防着藏抗日传单’。有个老婆婆不肯让搜，被他们推在地上，包袱里的半袋小米撒了一地，老婆婆趴在地上捡，他们还笑着踩……”
朱成碧停下手里的铁铲，往灶里添了根湿柴，火苗蔫蔫地跳了跳，冒出的浓烟呛得她不住咳嗽，眼泪都流了出来。“张婶呢？让她把后院那批旧棉衣拆了，重新絮点芦花，”她抹了把眼角的泪，声音带着点沙哑，“昨儿个来的那个张老太，冻得连路都走不动，身上的单衣薄得像张纸，风一吹就贴在身上，再不添点暖和的，怕是熬不过这几天。芦花是阿强上礼拜去河边割的，晒得干，比棉花轻便，也能挡点寒。”
话音刚落，张婶就扶着个拄拐杖的老木匠进来了。老木匠姓周，六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全白了，梳得却整齐，左手少了两根手指，空荡荡的袖口晃着，是在天津修铁路时被日军的刺刀砍的——当时他不肯给日军抬炮，被日军抓住，硬生生剁了两根手指。“姑娘，求口热粥喝，”老人的声音发颤，拐杖头磨得发亮，一看就拄了很多年，“天津的铁路被日军占了，他们抓我们去修炮楼，白天干十五个时辰的活，晚上就关在茅草棚里，吃的是掺沙子的高粱米。我偷偷跑出来，老伴和儿子都被他们杀了，儿子才十六岁，就因为多说了句‘鬼子不是人’，就被他们用枪托活活打死……”
朱成碧赶紧舀了碗热粥递过去，粥勺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响。她又从灶台上拿了块冻豆包——是前几天蒸的，用的是最后一点小米面，蒸出来的豆包又小又硬，却带着股淡淡的米香：“您慢点喝，粥烫。后院有柴房，铺了稻草，您先住着，等天暖和点，再想办法。要是您不嫌弃，以后就帮着膳房修修桌椅，咱们有粥一起喝。”
周木匠接过粥碗，手抖得厉害，粥洒了些在手上，他却没擦，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姑娘，谢谢姑娘”，眼泪掉在粥碗里，漾起一圈圈涟漪。
陈玄这时从外面回来，灰布棉袍上沾着雪，领口别着个铜制烟盒，烟盒很旧，表面的铜绿都磨掉了些——这是地下党联络员老吴给的，里面藏着张用米汤写的密信，得用醋熏才能显影。他进门先跺了跺脚上的雪，雪沫子落在青砖地上，很快化成水：“华北出事了，”他把烟盒轻轻放在灶台上，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外面的人听见，“日军逼着国民政府签了《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全让出去了，现在北平、天津到处都是日军的岗哨，老百姓稍微多说一句‘抗日’，就被抓去‘问话’，好多人进去了就没出来。”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传单，传单边缘都磨破了，上面印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黑体字，是沈青从北平带来的：“沈青说，北平的学生都在罢课游行，举着标语喊口号，却被军警用水龙和警棍打，水龙里的水是冰的，浇在身上，冻得人直打哆嗦。好多学生都被抓进了监狱，监狱里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只能睡在地上，每天就给一碗冷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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