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春阳来得燥烈,正月十五的汤圆甜意还没散尽,上海闸北的巷口就见不到半点雪痕。朝歌膳房墙角的腌菜缸底,倒还凝着层薄冰碴,被正午的日头晒得慢慢冒水汽,像极了巷子里难民们眼里的泪——刚擦干净,又忍不住漫出来。
朱成碧蹲在灶前添柴,松枝在铁锅底烧得噼啪响,火苗舔着锅沿,却暖不透空气里的焦躁。她往锅里撒了把碎红薯干,是上月从浙江逃来的难民手里换的,表皮皱得像老树皮,咬着却有股甜劲,“掺在粥里,能顶饿。”指尖掠过锅沿时,淡金色的“暖身诀”悄悄晕开,让稀粥就算放凉了,喝进肚里也能留股热意——最近来讨粥的人越来越多,晚来的总喝不上热的。
灶台上的粗陶碗摞得老高,碗沿沾着粥渍,是今早难民们用过的。阿福正蹲在旁边擦碗,少年的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冻得发红的小臂,“陈太太,米行王老板说,无锡、嘉兴那边旱得绝收,河底裂得能塞进拳头,连草根都被挖光了。”他手里的布巾磨得发亮,“今早去买米,糙米都涨到三十文一斤了,比上个月贵了一倍,王老板还说,再过些日子,怕是有钱也买不到。”
朱成碧起身拍了拍围裙上的柴灰,走到后院的米缸前掀开木盖——缸里的糙米只剩小半缸,缸底还铺着层杂粮,是去年秋天攒下的玉米和豆子。“粥熬稀点,多掺些井水,能多接济几个人。”她回头喊,“张婶呢?让她把后院的旧草席再铺些,昨晚又来十几个难民,都是从浙江逃来的,挤在柴房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话音刚落,张婶就扶着个拄拐杖的老婆婆进来了。老人穿的蓝布衫破得露了棉絮,布鞋磨得脚趾都露在外面,裹脚布黑乎乎的,渗着暗红的血。她怀里紧紧抱着个瘦得脱形的小女孩,孩子的脸蜡黄,嘴唇干裂得渗血,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地喊着“水……水……”
“这是袁阿婆,从绍兴逃来的,”张婶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声音发颤,“说家里的三亩田全枯了,去年冬天就没下过雪,开春又没雨,稻种撒下去全晒死了。老伴饿死前,把最后半块糠饼塞给孩子,自己嚼观音土撑了三天,最后胀死在自家门槛上……”
袁阿婆听到“老伴”两个字,突然扑通跪在地上,拐杖摔在青砖地上发出闷响,“姑娘,求你给口热的,孩子快不行了……我老婆子贱命一条,死了就死了,孩子还小啊……”
朱成碧赶紧上前扶住她,膝盖刚碰到地面,就被袁阿婆的手攥得生疼——老人的手枯瘦如柴,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她转身舀了碗温粥,吹凉了递到孩子嘴边,又用指尖轻轻点在孩子眉心,一缕极淡的仙力缓缓注入:“别怕,孩子能救回来。”
孩子的喉咙动了动,终于喝下了第一口粥,眼睛慢慢睁开,怯生生地看着朱成碧。袁阿婆见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青砖上:“谢谢姑娘,你是活菩萨啊……”
陈玄这时从巷口回来,灰布棉袍上沾着些草屑,左胳膊肘处还蹭了块黄土——是从租界外的难民营回来的。他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申报》,头条标题印得漆黑,旁边的小字却更刺眼:“浙西大旱,饥民载道,卖儿鬻女者日众,沿途饿殍相望”。
“租界里的甲戌全浙救灾会在募捐,”他把报纸拍在案上,声音沉得像铅块,“但捐的钱连买洋米的零头都不够。粮商们全在囤货,说要等南洋的米船到,到时候至少涨三倍价。刚才在难民营看见,有个妇人把三岁的儿子卖给了洋行买办,就换了两斤发霉的高粱米。”
他顿了顿,往门外瞥了眼,压低声音:“还有更糟的——日本特务在闸北查得紧。今早码头的王师傅偷偷跟我说,昨晚巡捕房抓了十几个‘共党嫌疑’,连带着抄了三家杂货铺,说是藏了秘密电台。现在街上全是穿黑衫的便衣,见了外地人就盘查,问不清来路就抓走。”
朱成碧手里的粥勺顿了顿,粥沫子溅在灶台上,很快凝成小水珠。她想起去年冬天送物资时见过的地下党联络员,总爱揣着个铜制烟盒,里面藏着用米汤写的密信。“咱们藏在腌菜缸底的草药,没被发现吧?”她问。
陈玄点头,走到腌菜缸边掀开木盖——缸里铺着三寸厚的粗盐,盐粒下藏着用油纸裹得严实的草药,是老魏上月从皖南送来的柴胡和金银花,“放心,用油纸裹了三层,上面压着咸菜,就算查到也只会以为是腌菜。只是以后送物资得更小心,杜先生说,日军在吴淞口加了岗,连板车都要翻查,连坛底都得敲敲。”
入夏后,天热得像着了火。上海的气温飙到了华氏九十九度,墙角的青苔全枯成了灰黄色,连井里的水都带着股热气,喝着像温吞水。朝歌膳房的粥厂从每天两锅改成三锅,锅也换了更大的,却还是不够分。
难民们挤在巷口的老槐树下,有的躺着呻吟,有的抱着孩子发呆,不少人身上长了恶疮,溃烂的伤口流着脓水,苍蝇围着嗡嗡转。张婶带着巷里的三个寡妇,坐在院里的树荫下缝草席,指尖被针戳得流血,就用唾沫抹抹,接着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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