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的春，风里还带着残冬未散的冷意，却已裹着一股不同以往的躁动——那是冰层下暗流涌动的期待，是焦土上新芽破土的生机。朱成碧站在苏北根据地的土坡上，望着远处田埂上弯腰忙碌的身影，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怀里叠得整齐的纸条。纸条是陈玄三天前从前线捎回来的，字迹比往常潦草，墨水洇开了几处，显然是在匆忙中写就，却透着股抑制不住的急切：“德国投降了，日军必乱，速将鲁南急需的电台零件送往前线，助总反攻。”
风从黄河故道吹来，带着点泥土的腥气，把纸条的边角吹得微微发卷。朱成碧想起三年前的上海十六铺码头，也是这样的春天，陈玄蹲在食肆后巷的仓库里，借着煤油灯的光打磨装粮的铁皮筒，铁皮屑落在地上，像碎掉的星光。那时他们连运一袋糙米都要躲着日军的铁探子，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江面时，连呼吸都要屏住；而现在，他们跟着根据地的运输队走在土路上，身边有八路军战士背着枪护送，路过村口时，总有穿打补丁棉袄的百姓递来热红薯，连扎羊角辫的孩子都知道，“送零件的叔叔阿姨是帮着打鬼子的”。
“朱同志，该走了！”运输队的老张在前面喊，他肩上扛着个半旧的木箱子，箱子上用红漆画着个十字——里面装的是要送往前线的急救包，“再晚赶不上渡口的船，鲁南那边的同志还等着零件修电台呢，耽误了反攻可不是小事！”
朱成碧把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衣袋，快步跟上队伍。土路两旁的柳树已经发了新芽，嫩黄的枝条垂在解冻的河面上，偶尔有银灰色的小鱼跃出水面，溅起的水花落在裤脚上，凉丝丝的，却让人心里发暖。她想起去年冬天离开上海时，路易在洋行里跟她说的话：“太平洋上的美军已经逼近日本本土，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给日军最后一击。”当时她还半信半疑，总觉得胜利还很遥远，可现在才知道，历史的车轮转得比想象中更快——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消息传到根据地时，整个村子都放起了鞭炮，有的老人还对着北方磕头，说“苏联红军打得好，终于把希特勒这恶魔打垮了”。
运输队走了三天两夜，白天顶着风赶路，晚上就住在沿途的兵站或百姓家里。路过被日军烧毁的村庄时，能看到断墙上还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有的百姓正在废墟上清理砖石，准备重建房屋，见了运输队，就热情地拉着他们进屋喝碗热粥。有个姓王的大爷，家里的房子被日军烧了，儿子跟着八路军打仗去了，他却笑着说：“房子烧了能再盖，儿子打鬼子是光荣事，等鬼子被打跑了，啥都有了。”
第四天清晨，他们终于到了鲁南前线的渡口。远远地，就听见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不是日军那种有气无力的冷炮，而是八路军反攻时密集又有力的迫击炮声，像闷雷滚过天际。陈玄就站在渡口的老槐树下等着，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旧棉絮，脸上沾着点硝烟的黑灰，唯有一双眼睛亮得惊人。看见朱成碧，他快步走过来，接过她手里的背包，声音里带着点沙哑，却难掩激动：“你可来了！电台就差这几个零件，修好就能跟延安直接通话，明天攻打临沂的命令就靠它传下去了！”
他拉着朱成碧往前线指挥部走，路上的担架队不断从身边经过。有的伤员缠着渗血的绷带，却还在哼着《八路军军歌》，调子不太准，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有的医护人员手里端着刚煮好的汤药，小跑着跟在担架旁，嘴里念叨着“再坚持会儿，到了后方就能换药了”。指挥部设在一个废弃的小庙里，庙里的菩萨像被小心地移到了角落，腾出的空间里摆着张拼接的木板桌，桌上摊着张泛黄的军用地图，红笔圈出的日军据点密密麻麻，蓝笔标注的反攻路线像一把把尖刀，直插敌人腹地。
“你看这里，”陈玄指着地图上“临沂”两个字，指尖在上面轻轻敲了敲，“日军的主力都被调去东北守关东军了，这里只剩一个联队，装备差，士气也低，咱们明天一早发起进攻，争取中午就能拿下。”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从怀里掏出份折叠的电报，“延安刚传来的消息，美军在新墨西哥州试爆了一种叫‘原子弹’的武器，威力大得很，据说能炸平一座城。延安的同志分析，美军很可能会在八月初把原子弹投到日本本土，到时候日军肯定撑不住。还有，苏联也在远东增兵了，看样子是要对关东军动手，咱们得趁这个机会，把山东的日军都赶出去，为全国总反攻铺路。”
朱成碧凑过去看电报，上面的字迹很小，却字字千钧。她想起1942年冬天，松井在上海食肆里跟他们说的“日军要跟德国夹击苏联”，那时的日军何等嚣张，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还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可现在，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缩在据点里，连粮食都要靠抢百姓的，连士兵的饭团里都掺了糠。她从背包里掏出个油纸袋，里面是路上用随身带的面粉烤的芝麻饼，还带着点余温：“路上怕你饿，烤了点饼，你跟指挥部的同志分着吃，明天打仗得有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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