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可妥存，不必如战时焚却，然仍需避人耳目。盼君等珍重，常通音息。
伍豪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 于北京”
朱成碧把信纸举到窗边，雾汽沾在纸页上，字迹却愈发清晰。眼泪没预兆地涌上来，不是因委屈，是因这信里的“懂”——懂他们1938年的艰险，懂他们在旧金山的不易，懂他们需要的不是空泛的鼓励，是具体的叮嘱、可靠的暗号、清晰的托付。
“总理还记得‘桂花甜’。”陈玄的声音哑了，他指着“周君早年在沪亦事地下运输”那句，“1945年抗战胜利后，咱们帮江南造船厂运机床零件，周会长那时就在上海跑运输，总理连这个都记得。”
朱成碧反复摩挲信纸边缘，粗布纸的纤维蹭过指腹，像触到了十三年前沪上的烟火气——那时他们用腌菜坛藏磺胺，灶火边读信的紧张，还有王婶望风时的咳嗽声，都被这封信勾了出来。可信里没有半句煽情，只把过往、当下、托付、叮嘱，一一落得扎实，像总理站在面前，把事说透，把心交透。
“得立刻找周会长。”朱成碧把信纸叠成方块，塞进羊毛衣贴身口袋，那里贴着心口，能感受到纸张的凉意，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快，却稳。“唐人街‘互助栈’被查了两次，留学生不敢去，只能走周会长的线。”
华人商会在唐人街主街的老楼里，“公平交易”的木匾积了薄灰，却透着老派的郑重。周会长是六十岁的上海人，头发花白，却能用流利的英语与FBI周旋。见他们进来，他先关窗，指节敲了敲八仙桌——三轻一重，是唐人街华人的安全暗号，意思是“四下无耳，可直言”。
“总理的信，我昨天得了消息。”周会长从抽屉里拿出个铜烟盒，打开不是烟，是张折叠的小字条，“朱光亚托人转来的，他是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帮留学生跑回国的事。上面六个名字，都是胡佛局的‘红色名单’——邓稼轩、王锦昌这两个，盯得最紧。邓稼轩公寓楼下，每天有两个探员蹲守；王锦昌的护照被伯克利扣了，说‘要等华府批示’，其实是不放人。”
陈玄接过字条，指尖划过“邓稼轩”三个字，字条边缘被反复折叠得发毛。“怎么联络？”
“不能见面，不能打电话。”周会长压低声音，“‘荣记’杂货店老杨，是我老部下，以前在沪上跑过运输。他每天把消息写在价目表背面——‘龙井三元一斤’是安全，‘碧螺春缺货’是推迟，‘桂花糕到货’是时间地点不变。你们买东西时，他会把具体信儿塞给你，比如买包‘上海牌’烟，烟盒里就有纸条。”
朱成碧想起楼下的老杨，每次买酱油都会多给一勺，说“是家乡的味道”。原来那些平常的暖意里，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默契，像1938年沪上巷口的王婶，用一碗汤圆的功夫，就把岗哨换人的消息递了过来。
“王锦昌的护照是个难题。”陈玄皱起眉，“没有护照，到了香港也没法回大陆。”
周会长叹了口气：“伯克利国际学生办公室的史密斯，是胡佛局的线人，对中国留学生尤其苛刻。上个月有个学生要护照，他拖了一个月，说‘没华府批示不能给’。”
“或许能找汤姆试试。”朱成碧突然开口，“咱们公司的工程师汤姆，是伯克利毕业的，他导师琼斯教授反对麦卡锡主义，在学界有威望。汤姆跟琼斯教授关系好，若托他去说，或许能把护照拿出来。”
周会长眼前一亮：“此计可行！琼斯教授的面子，史密斯不敢不给。但要小心，别把汤姆卷进来——胡佛局要是知道他帮中国留学生，没他好果子吃。”
离开商会时，雨小成了丝，飘在脸上凉丝丝的。朱成碧走在巷子里，看着“荣记”的灯亮着，老杨在整理货柜，心里突然踏实了——就像1938年的沪上，身边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再难的路，也能踩着默契走下去。
回到公司，陈玄立刻给汤姆打电话。汤姆住在奥克兰，电话相对安全，听明情况后，他沉默片刻：“琼斯教授不喜欢麦卡锡那套，我明天去学校找他。就说王锦昌是我朋友，要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需要护照办签证。但史密斯肯定要会议邀请函，你们得准备一份。”
“邀请函交给我们。”陈玄应得干脆，“唐人街商会有模板，改改盖个章，明天一早就给你送过去。”
挂了电话，陈玄走到窗边，看着米勒的人还在巷口，心里却不像刚才那么慌了。他想起信里的话：“家国建设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劳”——是啊，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扛，在北京有总理的牵挂，在旧金山有周会长、老杨、汤姆的帮忙，在香港有总商会的接应，还有那些盼着回国的留学生，心里都装着对国家的期待。
朱成碧坐在桌前，把信拿出来再读一遍。信里的每句话，都像一股暖流，淌进心里最软的地方。她想起1938年，他们在沪上的雨雾里藏磺胺，不知道前路有没有光，却还是坚持着；现在，他们要在旧金山的雾里，帮留学生回家，虽然难，却有方向，有牵挂，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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