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去阿福家。”陈玄突然说，“阿福是‘江海号’的老船员，懂货轮构造，让他改造压载水舱，放心。他住在奥克兰唐人街，胡佛局的人不会去那里。”
阿福是广东人，在航运界干了二十年，1949年跟着他们来美国。1950年台风天，“江海号”引擎出问题，是阿福顶着风浪修了三小时，才把船救回来。朱成碧点点头，把信叠好放回口袋——这信不能丢，它不仅是托付，是指引，更是十三年来从未断过的联结，是从沪上雨雾到金山浓雾，都不曾变的初心。
那天晚上，公司的灯亮到很晚。陈玄在画压载水舱的改造图，用尺子量着尺寸，标上“通风口”“储物区”“入口”，每个细节都考虑到——要藏人，要通风，还要隐蔽，不能被米勒的人发现。朱成碧则在脑子里过留学生的资料，邓稼轩的核物理、王锦昌的机械工程，还有另外四个学生的专业，都要记牢，不能出半点错。
窗外的雨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清辉洒在唐人街的石板路上。朱成碧看着陈玄认真的侧脸，想起1938年的沪上，他也是这样，在煤油灯下画转运路线图，画完又反复修改，怕哪里漏了风险。
“你说，等这些学生回去，鞍钢的机床会不会真的半个月就转起来？”朱成碧突然问。
陈玄抬起头，眼里有了光：“肯定会。总理信里说，鞍钢的老师傅都盼着工程师回去，这些学生都是学真本事的，回去就能用上。等咱们自己的机床转起来，自己的轮船造出来，就不用再看洋人的脸色了。”
朱成碧笑了，眼里的泪没忍住——不是难过，是期待。她想起信里最后一句：“盼君等珍重，常通音息”，是啊，他们要好好的，要看着国内的工厂一座座建起来，看着自己造的轮船开到旧金山，看着这些留学生在祖国的土地上，把“实业救国”的梦想变成现实。
第二天一早，陈玄去了奥克兰。阿福听他说完情况，没犹豫：“玄哥，朱姐，你们信得过我，我就干！压载水舱我熟，保证改得隐蔽，胡佛局的人查不出来。我那两个徒弟是广东老乡，靠得住，不会乱说话。”
朱成碧则去了唐人街。先到商会拿了邀请函模板，再去“荣记”买酱油。老杨笑着接过钱，找零的时候，把一张小纸条塞进了酱油瓶的标签后面。朱成碧接过瓶子，假装没看见，转身离开。回到公司，她把纸条抽出来，上面用铅笔写着：“邓稼轩，周三下午四点，普渡大学图书馆三楼靠窗位，带《物理评论》；王锦昌，周四晚八点，伯克利东门咖啡馆，带《机械工程手册》。暗号：桂花甜。”
“桂花甜。”陈玄念着这三个字，笑了，“还是当年的暗号，没变。”
没变的何止是暗号，还有初心。1938年，他们用“桂花甜”接头，送的是救命的磺胺；1951年，他们用“桂花甜”接头，送的是国家的希望。不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牵挂，一样的坚守。
接下来的几天，一切按计划推进。汤姆拿着邀请函找到琼斯教授，琼斯教授第二天就去了国际学生办公室，跟史密斯说：“王锦昌是我的学生，他去香港参会是学术交流，你不能扣着他的护照。”史密斯虽然不情愿，却不敢得罪琼斯教授，只能把护照还给王锦昌。
阿福带着徒弟改造压载水舱，抽干积水，用钢板焊好漏水的地方，铺了厚稻草和棉被，装了小型通风扇。入口处焊了钢板门，贴“危险品——丝绸防潮剂”的标签，挂了把锁，看起来和普通储物间没两样。
周三下午，陈玄去了普渡大学。他穿西装，扮成参观的商人，在图书馆三楼找到邓稼轩——年轻人穿着毛衣，手里拿着《物理评论》，靠窗坐着。陈玄走过去，低声说：“桂花甜。”
邓稼轩的身体顿了顿，抬头时眼里有惊喜：“是陈先生？周会长跟我提过您。”
“下月五号，‘江海号’，旧金山港三号码头，晚十点。”陈玄声音压得极低，“带简单行李，别带贵重物品，到码头找‘江南丝绸’的木牌，有人接你。”
邓稼轩从怀里掏出个笔记本，双手递过来：“这是我整理的核物理资料，有反应堆设计的想法，回去或许能用。要是遇到危险，您就把它烧了，别连累您和朱女士。”
陈玄接过笔记本，指尖触到纸页上细密的公式，心里沉甸甸的——这不是普通的本子，是一个科学家把自己的心血，把对祖国的赤诚，都托付了过来。“放心，我们会安全把你和资料送回去。”
周四晚上，朱成碧去了伯克利东门咖啡馆。王锦昌已经到了，手里拿着《机械工程手册》，假装喝咖啡。朱成碧坐下，低声说：“桂花甜。”
王锦昌激动得手都抖了：“朱女士，我还以为……还以为回不去了。我在美国学了五年机械，就是想回来帮国家造机床，造轮船。”
朱成碧把一个铜制金属片递给他：“这是屏蔽跟踪器的，缝在衣服夹层里。下月五号晚十点，三号码头‘江南丝绸’木牌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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