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的旧金山港，晨雾比五年前淡了许多，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江海号”货轮的甲板上，把黄铜栏杆照得发亮。陈玄扶着栏杆望向东方，维多利亚港的方向已能隐约看见红色灯笼的轮廓——那是华润公司的接应信号，也是五年来最后一批归国学子即将安全抵港的标志。他摸了摸内袋里的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总理三年间写来的三封信，纸张随年月泛着浅黄，字迹依旧沉实，却藏着不同国际风云下的焦灼与期许，像一串沉甸甸的锚，稳住了这五年暗礁密布的航程。
1952年春的寒意，陈玄至今记得清楚。那时《麦卡伦-沃尔特斯法》刚通过，唐人街的空气都像结了冰，FBI探员拿着打印整齐的“敏感人员清单”挨家排查，留学生公寓的信箱被撬得变形，连加州大学图书馆的物理期刊借阅记录都要被抄走核对。周会长把揉皱的《旧金山纪事报》拍在商会八仙桌上，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新法案把‘共产主义关联’写进移民法，只要是学物理、机械、航空的，护照续签全冻结，连往国内寄封信都要被拆查。”陈玄和朱成碧坐在一旁，看着桌上摊开的“江海号”航线图，直航香港的路线被红笔圈了又圈——前两个月，一艘华人货运船因“涉嫌携带敏感人员”被扣留，船员至今还在拘留所里。
就在两人焦头烂额时，总领事馆的老吴冒着雨来了，怀里护着个比1951年更厚的信封，封口火漆上印着小小的五角星。“总理的信，刚从北京转来，特意叮嘱‘务必亲手交给陈、朱二位’。”老吴的声音压得极低，眼神扫过窗外——巷口米勒的身影还在，只是风衣换成了短外套，手里的报纸换成了便携式收音机，“国内‘一五’计划刚开局，急着要人才，这信里肯定有办法。”
陈玄用拆信刀挑开火漆，展开信纸，道林纸的质感比1951年的毛边纸更挺括，总理的字迹却比从前更紧凑，像在与时间赛跑：“成碧、陈玄二同志鉴：美国新颁移民法，以‘国家安全’之名困我留美学子，其势更峻于去年。然国内建设方兴，鞍钢需精密仪表校准人才，长春汽车制造厂盼发动机设计专家，诸般待兴之事，皆需彼辈助力。闻胡佛局近期严查华人货运，‘江海号’直航香港恐难再用，可托华润公司转道墨西哥——墨城唐人街‘同兴号’杂货铺老板，乃昔年沪上地下运输旧识，可借其货船接驳，每月十五在圣迭戈边境客栈交接，暗号‘桂花糕新酿’。切记，学子需改扮为丝绸客商，随身携带的图纸需拆成散页，混于《圣经》批注或《唐诗三百首》的夹页中，勿留整册。麻省理工钱学森同志研航空动力学，被美方禁离境且遭软禁，居所外有便衣昼夜值守，暂不可轻动，需待时机。可令汤姆托琼斯教授向加州理工费米教授递话，费米先生反感政治迫害，或愿为我化工、物理专业学子出具‘学术交流’证明，此乃突破口。麦卡锡之风虽烈，然美国学界多有异议，可借其力缓颊。五年为期，送归诸生非一日之功，望君等相机而动，既防风险，亦莫失良机。国内每建一厂，便为归舟多备一锚，盼君等珍重，常通音息。伍豪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于北京”
朱成碧反复读着“五年为期”四个字，指尖划过“钱学森同志”的名字，突然想起1951年送邓稼轩时，那本藏在腌菜坛般暗格里的核物理笔记。“汤姆那边得尽快联系，费米教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的证明在美方那里分量重。”她抬头看向陈玄，“我去‘荣记’找老杨，让他通过墨城的渠道给‘同兴号’递信，确认接驳细节；你去奥克兰找阿福，把‘江海号’的货舱夹层再改得隐蔽些，以后直航墨西哥，得装成运茶叶的样子。”
那之后的半年，他们像精密的齿轮般运转：汤姆带着琼斯教授的推荐信，在帕萨迪纳见到费米教授，老教授听完留学生的困境，当即在证明上签了字，还补了句“科学不该有国界”；阿福把“江海号”的货舱中层改出三个暗格，每个暗格能藏两人，外面堆着云南普洱，茶香能盖过人体的气息；老杨则通过墨城唐人街的亲戚，确认了“同兴号”的接驳时间——每月十五凌晨三点，圣迭戈客栈后门，以挂着桂花枝的灯笼为记。
1952年深秋的第一个接驳日，陈玄带着三名化工系学子登上“江海号”。货轮行至墨西哥湾时，遇到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探员登船检查，敲着茶叶箱问“里面装的什么”，陈玄笑着递上报关单：“云南普洱，要运到墨城给华人商铺，您尝尝？”探员捏了片茶叶放进嘴里，没发现异常，骂了句“浪费时间”便走了。当三名学子在墨城转乘“同兴号”，最终安全抵达香港时，朱成碧在唐人街收到电报，上面只有六个字：“三人安，货无损”。她把电报叠好，放进装着总理第一封信的笔筒里——那支笔筒还是1938年沪上食肆里用过的，此刻插着的毛笔，笔尖还沾着当年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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