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下旬的香港九龙火车站，绿皮火车的汽笛在晨雾中回荡，带着金属的厚重感。陈玄扶着车窗的木框，指腹轻轻蹭过磨得发亮的漆皮，看着站台边前来送行的同志们挥动着小旗。皮箱里那坛1938年的桂花干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摇曳，坛口渗出的淡香混着车厢里的煤烟味，竟让近乡情怯的暖意漫上心头。这是他们归国的第二程——从旧金山乘船抵港后，有关方面的同志就递来了车票，叮嘱他们先到北京见一面，再回上海安家。
火车向北穿越大庾岭时，窗外的景致渐渐换了模样。过了广州，田埂里的早稻秧苗绿油油地铺到天边，村口的土路上，拖拉机“突突”地碾过泥地，车斗里坐着扛锄头的农民，见了火车就笑着挥手，草帽沿下的脸晒得通红。朱成碧趴在窗边，手指划过玻璃上凝结的水汽，想起多年前收到的信中“国内每建一厂，便为归舟多备一锚”的字句，眼眶突然热了：“你看，咱们在海外盼的日子，真的来了。”陈玄从皮箱里翻出一封信，指着其中“北京秋凉，盼君等归”的话：“到了北京，说不定还能赶上中山公园的晚春海棠。”
两日后的清晨，火车驶进北京站。站台上的红砖墙爬着绿藤，前来迎接的同志早已等候多时，身后跟着两位穿着整洁制服的同志。“一路辛苦了！”接站的同志接过沉甸甸的皮箱，指尖触到坛底的桂花香，笑了，“组织上特意交代，先送你们去饭店休息，明天上午去见几位关心你们归国事宜的同志。”
饭店的房间朝南，阳光透过白纱窗洒在木地板上，拼成细碎的光斑。桌上摆着刚沏好的茉莉花茶，茶盘边压着张报纸，头版报道着国内建设的进展，旁边还印着“上海机床厂本月产出精密车床五十台”的小字。朱成碧捏着报纸边角，指腹反复蹭过“上海”二字，转头对陈玄说：“江南造船厂肯定更热闹，小石头说不定早拿着图纸在车间里跑了。”
次日清晨，轿车驶过长安街。陈玄看着路边正在建设中的工地，钢筋钢架在晨光里支起庞大的轮廓，守卫的战士站得笔直，路边的行人背着帆布包，手里攥着刚买的早点，脸上的笑意比朝阳还暖——这是他在海外时从未见过的安稳与生机。车过新华门，沿着垂柳依依的小径往里走，最终停在一间青砖灰瓦的会议室门前。
推开门的瞬间，陈玄和朱成碧的呼吸都顿了半秒。几位领导同志亲切地接待了他们。“陈玄同志，朱成碧同志，欢迎回家啊！”一位领导握着他们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另一位领导站在身侧，眼神温和：“在海外辛苦了五年，护着那么多学子回来，不容易。”旁边立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穿着整洁的军装，接站的同志轻声介绍：“这位同志一直关心工业建设，江南造船厂的规划，他当年还提过意见呢。”
“坐，都坐。”领导抬手示意他们坐下，服务员端来热茶，水汽袅袅中，领导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带着审视，更带着亲厚：“听说你们在海外，想方设法帮助学子回国，还绕道其他国家，很有当年同志们工作的劲头嘛。”
陈玄握着茶杯的手微微发颤，轻声说：“都是该做的。当年在上海时，就盼着有一天能安安稳稳为国家做事，现在终于盼到了。”
“当年沪上的情况，我们知道。”领导点点头，“那时的工作者最难，既要躲避敌人的岗哨，又要把物资送往前线，你们当年送的药品、物资，救了不少同志。现在和平了，建设国家，照样需要这种不怕难、能扛事的劲头。”
另一位领导接过话头，手里拿着份叠得整齐的名单——正是他们五年间护送归国学子的名册：“这些孩子，现在大多在各大工厂、研究所工作，都是骨干。你们回来，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好缺懂远洋航运的人，陈玄同志负责货轮航线规划，朱成碧同志协调外贸设备进口，刚好能把你们在海外的经验用起来。”
那位身材高大的同志走上前，掌心拍在陈玄的肩上，力道沉稳却温和：“我当年在根据地时，就知道上海的地下工作者能办事——你们送的药品，救了不少同志。现在建设工业，跟打仗一样，都要靠实打实的本事。江南造船厂要造新船，你们去了，正好帮着把航线摸透，将来咱们的货轮，要能稳稳当当地开到全世界去！”
朱成碧看着几位领导，眼眶里的泪终于忍不住落下来，却笑着说：“我们在海外时，每次收到国内的信，都觉得心里有底、脚下有路。现在回来了，一定好好干，不辜负国家的信任。”
领导点点头，语气里满是期许：“你们是侨胞的榜样，也是建设的骨干。上海是工业重镇，江南造船厂更是咱们远洋航运的起点，好好干，将来造出大船，我们去上海看你们。”
另一位领导接过话，目光望向窗外的海棠树，花瓣落在窗台上，带着春日的柔软：“国家要富强，靠的就是各行各业的同志一起拼。你们有什么困难，直接找相关部门，国内不会让你们受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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