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的深秋，金色洒满美泉宫的花园，但也给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清冷的滤镜。在维也纳音乐学院那栋拥有百年历史、墙壁上挂着历代音乐大师肖像的主楼里，采光极好的一间办公室内，卡尔·格鲁伯教授刚刚结束一堂关于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的专题研讨。
学生们抱着厚厚的乐谱和笔记恭敬地离开，办公室里恢复了宁静，只有墙角那座古老的落地钟发出沉稳的滴答声。格鲁伯走到窗边，望着院子里几近光秃的梧桐树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框上精致的雕花。他年近七十，头发银白梳理得一丝不苟，深色的三件套西装熨帖平整，整个人像一尊凝固在十九世纪的雕塑，散发着经由时间沉淀的权威感。
《维也纳音乐评论》的资深记者米歇尔·霍夫曼如约而至，他是格鲁伯少数愿意接待的媒体人之一。寒暄过后，访谈很快进入正题，话题围绕着即将到来的萨尔茨堡夏季音乐节，以及格鲁伯作为评委会重要成员对当代音乐发展的看法。
“教授，我们注意到，今年的音乐节邀请名单上，出现了一位来自华夏的音乐人，凌云。”霍夫曼翻看着笔记，谨慎地引入话题，“他似乎在国内和国际的流行乐坛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种被称为‘夏国风’的音乐现象。您有关注到吗？”
格鲁伯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他转过身，走向自己的桃花心木书桌，动作缓慢而郑重，仿佛每一步都丈量着某种尊严。
“霍夫曼先生，”他开口，声音带着老派德语区学者特有的低沉和清晰，“在音乐的圣殿里，我们谈论巴赫的结构，莫扎特的灵感，贝多芬的挣扎与超越。我们探讨复调对位的精妙，和声进行的逻辑，配器法的色彩。”他没有直接回答关于凌云的问题，而是先划定了他心中的“音乐”疆域。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薄薄的资料，那是金代表的人“恰到好处”地提供给某些欧洲音乐评论人的“背景摘要”，里面“客观”地提及了凌云歌曲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其与官方文化战略的“紧密联系”。
“至于你提到的这位……凌先生，”格鲁伯终于将目光落在资料上，语气平淡得像在评价一件遥远的、与己无关的物品，“以及他所代表的所谓‘夏国风’，我确实略有耳闻。”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寻找最准确的措辞，那双蓝色的眼睛透过老花镜片，看向霍夫曼，也仿佛透过他，看向整个急于寻求新刺激的音乐世界。
“基于我所听到的有限片段，以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他缓缓说道，每个字都像经过精密校准，“我认为，那更像是一种……嗯……‘有趣的杂耍’。”
“杂耍？”霍夫曼下意识地重复，这个词汇在音乐评论的语境中，显得格外刺耳。
“是的，杂耍。”格鲁伯肯定道，语气里没有明显的情绪，却比直接的嘲讽更显轻蔑，“它将一些东方的、异域的音色和符号，比如那种……弹拨乐器（他可能指的是琵琶）和拉弦乐器（二胡），与西方流行音乐的简单节奏模式拼凑在一起。它依赖于新鲜感，依赖于某种对神秘东方的想象，或许还依赖于其本土市场的庞大和……特定的推广力量。”
他轻轻将那份资料放回桌面，仿佛那上面沾着看不见的灰尘。
“它缺乏严密的和声结构，缺乏真正的复调思维，更谈不上对音乐本体语言的探索和贡献。它停留在感官刺激和情绪渲染的浅表层面，像一种精心包装的‘文化快餐’，或许能满足一时的好奇心，但无法提供真正的、持久的艺术滋养。”
格鲁伯抬起手，指了指墙上那些沉默的大师肖像：“音乐，是通往至高精神世界的桥梁，是秩序的体现，是情感的净化。而不是……”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但那未尽之语里的否定意味，弥漫在整个房间。
“所以，您不认为他出现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是音乐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吗？”霍夫曼试图追问。
“萨尔茨堡，”格鲁伯的声音陡然严肃起来，“是莫扎特的故乡，是福特文格勒、卡拉扬曾经执棒的地方！它代表着古典音乐的最高殿堂之一。邀请什么样的艺术家，关乎音乐节的格调和尊严。多元化，不等于没有门槛，不等于可以降低艺术的标准去迎合……市场的潮流或者政治的正确。”
访谈在一种略显凝重的气氛中结束。霍夫曼离开时，心情复杂。他敏锐地意识到，格鲁伯教授这番看似冷静客观的评价，一旦发表，将在欧洲古典音乐圈层内投下一块怎样的石头。
几乎在霍夫曼踏出音乐学院大门的同时，金代表安排在维也纳的人，就已经将格鲁伯的核心观点——“有趣的杂耍”、“文化快餐”、“降低艺术标准”，迅速地传递了出去。
消息越过大洋，先是到了金代表那里，他看着简报，脸上露出了计划得逞的冰冷微笑。随即，经过一些“渠道”的发酵和扩散，这篇尚未正式刊发的访谈核心内容，被巧妙地“泄露”给了几家关注东亚文化的海外媒体和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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