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新年的钟声余韵未消，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传来的消息，就像一盆冰水浇在了欧洲外交界刚刚因停火而稍有缓和的氛围上。1月23日，奥斯曼帝国内部发生军事政变，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党）少壮派军官为主的集团控制了政权。新政府在柏林明确而有力的支持下，一改前任的颓丧求和姿态，变得空前强硬，断然拒绝了巴尔干同盟提出的、近乎肢解帝国的苛刻和谈条件。
消息传到罗马时，亚历山德罗正在审阅陆军“三年强化计划”的预算细节。他放下文件，对一旁的科隆纳伯爵只说了一句话：“准备第二轮。告诉我们在伦敦的人，好戏还没完。”
2月3日，战火重燃。这一次，新上台的土耳其军官团意图用一场体面的反击来稳固政权，但早已千疮百孔的军队和士气，在复仇心切、经验已丰的巴尔干联军面前，不过是绝望的挣扎。战局几乎是对去年秋季攻势的复刻与加速：3月5日，希腊军队经过艰苦围城，攻克了伊庇鲁斯重镇亚尼纳；3月26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联军猛攻之下，奥斯曼在欧洲最后的堡垒之一——亚得里亚堡（埃迪尔内）陷落。至4月22日，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战略要塞斯库台，在长期围困后，守军最终投降。
土耳其再次，也是彻底地被打断了脊梁。求和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然而，这一次决定战争结局的，早已不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伦敦那间间会议室里，欧洲列强之间无声的角力与交易。
1913年5月，伦敦。空气中弥漫着烟草、香水、以及更为浓重的利益计算的味道。巴尔干同盟四国的代表志得意满，携带着胜利者的傲慢，准备瓜分战利品。但他们的刀叉尚未落下，便被六只更有力的手按住了——英、法、俄、德、奥、意的全权代表，已经围坐在了决定性的谈判桌旁。
会议的焦点迅速集中到两个爆炸性问题：一是马其顿等地的具体分割，这引发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之间的激烈内讧；二便是阿尔巴尼亚的命运。
塞尔维亚总理帕西奇挥舞着地图，声音因激动而嘶哑：“阿尔巴尼亚北部是历史悠久的塞尔维亚土地。我们英勇的军队流淌鲜血解放了那里，塞尔维亚必须获得它应得的出海口，这是民族生存的需要。”
他的话立刻遭到了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尔希托尔德伯爵冰冷的驳斥：“‘解放’？还是吞并？塞尔维亚如果获得阿尔巴尼亚海岸，将意味着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胁。维也纳绝不会接受一个受圣彼得堡影响的港口出现在海峡对岸。阿尔巴尼亚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缓冲。”
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但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愿为了一片巴尔干海岸而与奥匈爆发全面战争，尤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已明确站在维也纳一边。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则打起了平衡牌：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确实比一个被塞尔维亚或奥匈吞并的阿尔巴尼亚，更符合英国防止任何单一强国控制亚得里亚海入口的利益。法国态度谨慎，倾向于支持俄国，但也不愿过度刺激德国。
就在这僵持不下、各方角力的关键时刻，意大利外交大臣科隆纳伯爵，按照亚历山德罗的精确指示，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方案”。
“诸位，”科隆纳的声音平静，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持续的战乱已经让巴尔干半岛，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地区的人民饱受痛苦。强行瓜分一个拥有独特民族认同的地区，只会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意大利王国基于其地理邻近性以及对地中海稳定的深切关注，建议：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地位应得到所有大国的共同承认与保障。”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塞尔维亚和希腊代表难看的脸，继续道：“然而，一个新建的、缺乏经验的国家，确实需要国际社会的指导与帮助，以确保其稳定，避免成为新的混乱之源。因此，意大利提议，由本次会议的六个参与大国——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及意大利——共同组成一个‘阿尔巴尼亚国际监督委员会’，负责在过渡期内协助阿尔巴尼亚建立行政、司法体系，划定边界，并保障其中立。”
这个提议像一块精心抛出的石头，在已经动荡的水面激起了复杂的涟漪。对奥匈来说，这避免了塞尔维亚直接吞并，也阻止了俄国单方面控制，六国共管意味着维也纳保有发言权。对英国来说，国际共管比奥匈或塞尔维亚独吞更能维持均势。对德、法、俄而言，这虽然都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至少保住了颜面和部分影响力，避免了会议彻底破裂。
至于塞尔维亚和希腊，他们的愤怒被大国们心照不宣地忽略了。小国的命运，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往往只是被交换的筹码。
经过数周艰苦的讨价还价，利益的边界被一寸寸地划定、交易、妥协。1913年5月30日，《伦敦条约》终于签订。条约规定：埃内兹至黑海的米迪耶一线以西的土耳其欧洲属地（阿尔巴尼亚除外），割让给巴尔干同盟国家（具体分配留待他们自己去争吵）；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在国际监督下独立的国家；爱琴海诸岛问题则由德、奥、英、俄、意五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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