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深秋的都灵，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混合气味：煤烟、熔融金属、化学试剂，还有从附近新开工人食堂飘出的、量大管饱的炖菜香味。工厂的大门昼夜不息地吞吐着人流，三班倒的工人们脸上带着疲惫，眼中却闪烁着经济景气时期特有的光亮——加班费丰厚，订单排到了明年夏天。
生产线不再生产优雅的汽车，而是履带式拖拉机底盘（军方对“农用拖拉机”有特殊兴趣）和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厂区深处，新建的车间里正在试制一种被称为“快速载重车辆”的原型机，它有着粗糙的钢板外壳和强劲的科斯塔-菲亚特联合研发的柴油机，能拖拽沉重的野战炮。
类似的景象在米兰、热那亚、那不勒斯、塔兰托重复着。意大利的工业心脏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搏动，将钢铁、化学品、纺织品和复杂机械泵向两个方向：穿过阿尔卑斯山口运往中欧的“中立贸易品”，以及从热那亚、拉斯佩齐亚装船，悬挂着意大利国旗驶向马赛、土伦，甚至绕道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转运至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民用物资”。
热那亚港，前所未有的繁忙。巨型起重机挥舞着铁臂，将标注着“特种矿石”、“精密仪器”、“浓缩食品”的货箱装进远洋货轮的腹中。港务局的记录员忙得头晕眼花，只能机械地盖章放行——这些货物都有齐全的“最终用户证明”，表明它们将运往瑞士、荷兰、丹麦等中立国。至于到了那些港口后，是否会通过铁路或内河驳船“再次转运”至德国或法国，那就不是意大利海关需要操心的事情了。
科斯塔集团旗下的航运公司船只几乎全部投入运营。他们的船上不仅装载着自家工厂的产品，也承运其他意大利厂商的货物。运费比战前暴涨了三倍，而且要求预付黄金或美元、里拉等。在港口的科斯塔商业银行办事处，兑换外汇的窗口排起了长队，来自都灵、米兰的厂商代表将收到的法郎、英镑、马克乃至俄国卢布，在这里换成坚挺的意大利里拉或直接购入黄金凭证。
“简直就像天上往下掉金子。”科斯塔集团实际负责人在给亚历山德罗的私人简报中写道，“法国人急需优质钢材和铜，德国人想要我们的化工品（尤其是染料中间体和硝酸），奥地利人求购皮革和罐头食品，连土耳其人都通过希腊中间商来问能不能买到无缝钢管和无线电零件……我们的仓库永远空着，生产线一有成品就被拉走。工人们要求加薪，但比起利润增长，这根本不算什么。”
农业区同样沐浴在战争的“阳光”下。波河平原的农场主们发现，他们的小麦、玉米、葡萄酒和橄榄油变得格外抢手。原本竞争激烈的法国葡萄酒产区因战火减产，德国需要粮食补给，甚至连英国都开始从意大利进口更多硬质小麦制作军粮。价格节节攀升，农场主们忙着扩大种植面积，雇佣更多来自南方的季节性劳工，购买新的化肥和农业机械——这些机械又拉动了都灵和米兰的工业。
失业率？这个词汇几乎从政府的统计报告里消失了。相反，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担忧。北方工厂高薪吸引南方农民北迁，政府甚至暗中放宽了殖民地（利比亚、突尼斯等）对意大利劳工的招募限制，以填补一些重体力劳动的岗位。
罗马，财政部。财政大臣路易吉·佩斯卡托雷的办公室堆满了报表，但他的脸上带着执政以来罕见的轻松笑容。“首相阁下，”他向亚历山德罗汇报时，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可思议，“过去六个月，海关税收同比增长了220%，企业所得税预缴额增长了180%，个人所得税也因就业充分而大幅增加。这还不算我们从科斯塔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那里‘劝说’他们购买的特别爱国债券——实际上他们巴不得多买点，资金太充裕了。”
他推过一份图表：“基于此，我们不仅完全有能力支付‘三年强化计划’的后续拨款，还可以额外启动几个项目：扩建塔兰托和拉斯佩齐亚的海军船坞（为建造更大的战舰做准备）；在都灵和米兰增设两家大型国有兵工厂；加速‘南方工业带’基础设施的建设；甚至可以向议会提议，为士兵家庭和低收入工人提供一些额外的食品补贴，以平息物价上涨的民怨。”
亚历山德罗仔细地看着图表上飙升的曲线。战争这台吞噬生命的怪兽，对远离战火的意大利来说，竟成了一台吐金的机器。但他没有被数字冲昏头脑。
“路易吉，这些收入有多少是可持续的？”他问。
路易吉·佩斯卡托雷稍作思考：“只要战争持续，只要我们还保持中立并能与双方贸易，这种繁荣就会持续，甚至可能增长。但风险在于：第一，交战一方可能切断我们的贸易线，比如德国潜艇袭击我们的商船，或英国海军加强封锁；第二，战争如果突然结束，需求会断崖式下跌；第三，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抬头，我们需要谨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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