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18日，一个寒冷多雾的清晨，罗马奎里纳莱宫传出的钟声比平日更加沉郁、悠长，在湿冷的空气中传遍了整座城市。九十九响。为国王而鸣。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这位性格内向、热爱考古与集邮远甚于政治与战争的年轻国王，在经历了近一年的缠绵病榻后，终于悄无声息地追随其父翁贝托一世而去。官方发布的讣告用词谨慎而哀伤，强调国王是“在为国家忧思与病痛的双重折磨中不幸离世”，并将他与先王之死并称为“萨伏伊王室为国家承受的莫大悲痛与牺牲”。
消息如同刺骨的寒风，瞬间冻结了整个意大利。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噩耗正式降临，一种深切的茫然与失落仍攫住了许多人。短短一年内，连续失去两位国王，其中一位甚至未曾真正执掌权柄。
亚历山德罗第一时间发表了措辞沉痛、感情充沛的演说和书面声明。他回顾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短暂一生中对学问的追求（巧妙地避开了其缺乏政治建树的事实），赞扬了他在病中仍“心系国家”的品德，并将国王的逝世与“意大利民族为自由与统一而战的伟大牺牲”联系在一起，成功地将王室悲剧融入国家战争的宏大叙事中。
国葬庄严而隆重。灵柩覆盖着国旗，在漫天飘洒的黑色纸屑和低回的哀乐中，缓缓穿过肃立的人群。亚历山德罗以首相身份主持仪式，他亲自扶灵，在无数镜头和民众的注视下，将年轻国王的灵柩送入先王灵寝。
然而，在庄严肃穆的葬礼背后，权力的真空已然形成，暗流开始涌动。根据萨伏伊王朝继承法，国王无嗣而终，王位应由血缘最近的男性亲属继承。视线立刻投向了两位远支公爵：阿奥斯塔公爵阿梅迪奥（时年42岁，曾任西班牙国王，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与欧洲多国王室关系密切），以及更年轻的斯波莱托公爵（翁贝托一世的堂侄，时年35岁，生活相对低调）。
阿奥斯塔公爵身材挺拔，留着军人式的短髭，眼中闪烁着与翁贝托一世相似的、对军事荣耀的渴望。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召集了自己的小圈子。
“意大利需要一位懂军事的国王，”他对幕僚们说，手指敲击着桌面，“而不是永远躲在文官背后的影子。战争时期，君主应该站在军队前面。”
他的自信不无道理。部分保守派贵族、一些对亚历山德罗“商人作风”不满的军官、以及渴望恢复王室权威的旧势力，开始向他靠拢。阿奥斯塔公爵也试图展现自己的“国际视野”，他与德国及奥匈帝国贵族素有交往（战前欧洲贵族圈本就来往频繁）。
但这恰恰成了他最致命的弱点。就在公爵开始活动的第三天，罗马《晚邮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历史观察者”的长篇评论文章。文章详细梳理了阿奥斯塔公爵战前多次访问柏林、维也纳的记录，提及他与几位德国亲王、将领的“亲密友谊”，甚至“偶然”披露了1913年公爵在访问基尔军港时，曾对德国公海舰队的发展表示“由衷钦佩”。文章没有直接指控，但字里行间充满了暗示：在意大利为协约国流血牺牲的时刻，一位与敌国高层关系如此密切的王子，真的适合戴上王冠吗？
文章像投入滚油的水滴。伦敦和巴黎的外交渠道迅速传来“非正式但极其严肃”的关切。委婉但明确地表达了伦敦对阿奥斯塔公爵可能继承王位的“严重关切”，强调在当前战争形势下，一个对同盟国抱有哪怕一丝同情的新国王，都将是对协约国事业的“重大打击”。
压力不仅来自国外。议会里，几位统一党资深议员“忧心忡忡”地公开发言：“在此战争关键时刻，我们能否承受因王位人选问题，与最重要盟友产生裂痕的风险？”
当阿奥斯塔公爵在舆论和外交压力下挣扎时，斯波莱托公爵选择了另一条路。他认为王位需要的是道德威望和传统合法性。他频繁出入教堂，会见高级神职人员，试图获得教会的公开支持。在公爵看来，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君主，更能凝聚这个大多数人口信仰天主教的国家。
但这恰恰成了他的陷阱。几家小报突然开始深挖“斯波莱托公爵与耶稣会资金往来”的旧闻，暗示他是“教廷在世俗王冠上的提名人”。更致命的是，有人翻出他战前一次私人谈话的记录——在那次谈话中，公爵曾表示“意大利的荣耀离不开天主庇佑，而教廷是天主在世代表”。言论被断章取义地渲染成“王权应服从教权”。
在民族主义高涨、政教关系刚刚通过《拉特兰条约》艰难理顺的意大利，这种标签无异于政治毒药。都灵和米兰的工业家们担心一个亲近教会的国王会阻碍现代化进程；军队将领则视其为“软弱”和“可能损害国家主权”；连许多保守派议员都皱起了眉头——他们想要强大的君主，而非教宗的代言人。
斯波莱托公爵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支持他的圈子太小，而反对的理由触及了意大利统一以来最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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