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底，公爵发表简短声明：“深感自身才能不足，且不愿因继承问题导致国家在任何层面产生分裂，故自愿并郑重放弃对王位的一切权利主张。”声明措辞体面，但所有人都听出了其中的无奈。
压力全部转移到了阿奥斯塔公爵阿梅迪奥身上。公爵最初试图反击。他私下联络军中旧部，试图展现自己的“军人气概”和“决断力”，甚至暗示一旦继位将大力强化军备——这恰恰犯了大忌。
他的表态被迅速渲染成“穷兵黩武的倾向”，并与他“亲德嫌疑”联系起来。英国和法国的外交照会从“关切”升级为“严正提醒”：若意大利选择这样一位可能改变现行政策路线的元首，协约国将“不得不重新评估双方所有合作”。
最关键的一击来自议会。在亚历山德罗的默许下，统一党党鞭明确告知所有党员：党的立场是“维持现行政策连续性”，任何可能破坏这种连续性的人选都不会得到支持。
当阿奥斯塔公爵的代表试探性地接触几位关键议员时，得到的是礼貌而坚定的回避。军队中一些高级将领虽然欣赏公爵的军事才能，但在内阁和总参谋部明确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也不敢公然表态支持。
最关键的是，亚历山德罗本人始终保持着令人捉摸不透的沉默。他没有公开批评任何一位公爵，只是反复强调“国家的稳定高于一切”，呼吁“各方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冷静”。这种看似超然的姿态，反而将他置于道德制高点，也让阿奥斯塔公爵的支持者感到无处着力——他们无法攻击一个正在稳定国家、并且没有明确反对他们的人。
协约国的压力持续加大，国内主流舆论在引导下也普遍对“亲德嫌疑”感到不安。阿梅迪奥公爵终于意识到，即使强行继位，他也将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议会、一个态度冷淡甚至阻挠的政府、以及可能断绝援助的协约国。这样的王冠，戴上去无异于荆棘。
在僵持了半个多月后，阿奥斯塔公爵阿梅迪奥发表了一份比斯波莱托公爵更长、更显悲怆的声明。他回顾了萨伏伊家族的历史，表达了对意大利的热爱，但最终表示：“在此国家面临空前挑战、亟需团结而非分裂的时刻，为避免我的个人身份可能带来的任何误解、争议或对外交政策的潜在干扰，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决定放弃对意大利王位的权利主张。愿上帝保佑意大利，愿她早日赢得胜利与和平。”
两位法定继承人相继放弃，萨伏伊王朝直系血脉宣告断绝。意大利的王冠，在1917年凛冽的寒风中，突然悬浮在了真空里，等待着不知来自何方的引力，将它拉向新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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