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伊兰胜利的消息像野火般燃遍亚平宁半岛，也点燃了压抑的民族情绪。当亚历山德罗·科斯塔站在蒙特奇托里奥宫议会的讲台上，以平静却斩钉截铁的语气宣告“胜利的曙光已经显现，意大利将在1918年结束这场战争”时，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几乎要掀翻议会大厅的穹顶。
这不是空洞的许诺。保加利亚的崩溃、巴尔干战线的北推、正面战场日益稳固的防线，以及美国远征军正源源不断抵达欧洲的事实，都让这个预言显得触手可及。报纸头版上，亚历山德罗身着戎装、眼神坚毅的照片旁，配着《复兴报》主笔亲自撰写的社论标题：“从统一到胜利：科斯塔首相与意大利的复兴之路”。
然而，在公开的欢腾之下，一股更微妙、更深刻的潜流正在涌动。几天后，《复兴报》在不起眼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署名“爱国者”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战争、王冠与国家未来”。文章以看似客观的口吻提出：自翁贝托一世国王驾崩、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不幸随逝，意大利的国家元首之位一直由首相“临时摄行”。在和平时期这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在决定国运的战争最后阶段，“一个国家是否需要一位稳定、明确、且获得全民认可的元首，以凝聚最后力量，争取最终胜利，并在战后引领重建？”
文章继而探讨了可能的选项：从外国王室引入一位新国王？但哪国王室适合？又有哪位外国王子能理解意大利复杂的国情和战争带来的创伤？从国内贵族中遴选？哪家贵族有足够的威望和功绩服众？还是……考虑其他形式的政体？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到其他报纸和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在咖啡馆、工厂休息室、大学校园里，人们开始热烈争论。“我们需要国王吗？”“什么样的元首能带领我们赢得战争并走向繁荣？”
很快，更多的文章出现在《复兴报》及其他亲政府媒体上。它们看似各抒己见，但指向性逐渐清晰：外来王子可能成为外国势力的傀儡；国内贵族大多碌碌无为，缺乏治国才能；传统的世袭君主制在新时代是否依然是最优解？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亚历山德罗·科斯塔执政近二十年来功绩的系统回顾——统一、工业化、殖民扩张、带领国家熬过战争最黑暗时刻、如今又取得多伊兰大捷……
“谁带领我们走到了今天？”一篇社论直白地发问，“谁最了解这个国家需要什么？谁最有能力和威望在战后领导重建？”
在议会里，辩论更加激烈，但也更加分化。共和派议员大声疾呼，认为这是结束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天赐良机。保守的保皇党则四处活动，试图联系欧洲其他王室，甚至私下提议从萨伏伊家族的远支中寻找继承人。但更多的议员，尤其是统一党内的核心成员，开始用一种新的词汇表达他们的倾向。
“或许……我们需要一位‘凯撒’。”在一次党内闭门会议上，一位资深议员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称谓，意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并非完全等同于世袭国王，“一位由时势造就、由功绩奠基、由人民认可的领袖。一位能终结混乱、带来秩序与繁荣的‘第一公民’。”
“凯撒”这个词，开始悄然在政治精英的小圈子里流传。
五月下旬，一场看似自发、实则经过精心策划的民众请愿运动在全国多个主要城市同时爆发。
在米兰大教堂广场，数以千计的市民、工人、学生举着标语牌游行，上面写着“科斯塔即胜利！”、“科斯塔即繁荣！”、“我们需要真正的领袖！”。在热那亚，码头工人和商人在旧港区集会，高呼“让带领我们赢得战争的人，带领我们赢得和平！”在那不勒斯，甚至在南方的巴勒莫，都有规模不等的集会，表达着相似的诉求。
更重量级的声音接踵而至。一份由三十余名退役和现役高级将领联署的公开信被送到议会和各大报社，信中写道：“值此决胜关头，军队需要一位能够毫无隔阂、高效指挥的最高统帅。亚历山德罗·科斯塔阁下在战争中的领导已证明其能力。我们支持由最合适的人选稳固领导核心。”随后，工业家协会、主要银行行长、乃至一些知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也纷纷以个人或团体名义发表声明，呼吁避免战后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和政局动荡，暗示应由“最具威望与能力的国家拯救者”来确保平稳过渡。
舆论彻底沸腾了。“凯撒”的呼声从暗流变成了公开的声浪。报纸上开始出现将亚历山德罗与古罗马伟人相比的漫画和文章。人们似乎突然“发现”，在王室空悬的这段艰难岁月里，正是这位首相以惊人的意志和智慧维系着国家，并即将带领他们走向最终胜利。一种“除了他，还有谁？”的情绪在弥漫。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呼声，亚历山德罗本人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沉默。他照常处理军国大事，主持内阁会议，与协约国协调战略，对游行和请愿活动既不鼓励也不批评，仿佛那是一场与他无关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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