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盛夏，硝烟味仿佛被亚得里亚海吹来的暖风冲淡了些许，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微妙而炽热的氛围——不是来自战场，而是来自街头巷尾的议论、报纸上越来越大胆的社论，以及议会走廊里压低声音却掩不住兴奋的交谈。
多伊兰大捷的余波尚未平息，巴尔干联军在北方牵制着奥匈大量兵力，正面战场的压力因此稍减。而就在一周前，外交部带回了一份足以载入史册的文件副本：经过多年秘密谈判，意大利王国与罗马教廷终于在《拉特兰条约》上达成一致。教皇承认意大利以罗马为首都，意大利则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并给予补偿。持续近半个世纪、让无数政治家头疼的“罗马问题”，在亚历山德罗·科斯塔手中，以一种兼顾现实与体面的方式，宣告解决。
军事上的胜利，加上这桩世纪和解，如同两股强劲的助力，将亚历山德罗的个人威望推向了连他自己都未曾预料的高度。报纸上不再仅仅是“首相”，而开始频繁出现“国家舵手”、“意大利的拯救者”、“新时代的缔造者”这样的称谓。街头墙壁上，开始出现不知何人涂绘的简笔肖像——头戴桂冠，背景是罗马城和飘扬的三色旗。
奎里纳莱宫的书房里，亚历山德罗独自站在窗前。夕阳将他拉长的影子投在光洁的地板上。桌上摊开着几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报告（由科斯塔集团旗下机构秘密进行），数字触目惊心：超过75%的受访民众相信“意大利需要一位强有力且得到全民授权的领袖来领导战后重建”，其中超过六成直接支持“由科斯塔首相担任国家元首”。议会内，统一党自不必说，就连部分中间派和温和右翼也开始松口。
时机成熟了。亚历山德罗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战争尚未结束，但胜利的曙光已在地平线隐约浮现。战后，疲惫的民众可能陷入迷茫，英法的支持可能因利益分配而减弱，各种思潮将激烈碰撞。他必须在权力交接可能带来的混乱窗口期到来之前，完成最关键的一步——将战时领袖的临时威望，固化为国家元首的法定权威。
“不是在战后，而是在胜利前夜。”他对自己低语。他要以带领国家走向最终胜利的统帅身份加冕，而不是一个分享和平果实的政治家。
接下来的几周，一场精密、高效且心照不宣的政治运作悄然展开。
首先，在议会。由统一党资深议员牵头，一份措辞严谨的“关于国家未来领导体制与战后稳定的特别提案”被正式提交。提案回顾了国家在“科斯塔首相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强调了当前“历史性关头”需要“高度稳定、延续和强有力的领导”，并“基于国家最高利益和广泛民意”，建议推举亚历山德罗·科斯塔为意大利王国新任国王，以完成“从统一到复兴的伟大进程”。
辩论是激烈的，但反对的声音在排山倒海的民意和统一党的绝对多数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亚历山德罗本人没有参与辩论，但他通过亲信释放了关键信息：新体制将完全尊重宪法框架，议会权力将得到保障；对于萨伏伊王室的其他支系，将给予体面的待遇和补偿；加冕仪式将因战争从简，不耗费国库巨资。
6月28日，关键的投票日，蒙特奇托里奥宫座无虚席。当议长宣布提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时，掌声如雷，久久不息。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立法通过，这是一次权力的和平禅让，一次共和国精神与帝国传统的奇特融合。
与此同时，外交渠道异常繁忙。外交大臣索尼诺亲自向伦敦和巴黎传递了“意大利即将进行的重大政治调整”信息，并着重强调两点：第一，此举旨在确保意大利战后稳定，防止布尔什维克思潮或其他极端势力利用权力真空；第二，新的意大利将继续坚定站在协约国一边，直至战争彻底胜利。英法两国政府正被西线战事和国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一个稳定、亲协约国的意大利是他们乐于见到的。经过短暂磋商，伦敦和巴黎发回了“理解并尊重意大利人民选择”的外交照会。这便足够了。
1918年7月5日，罗马，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没有中世纪式的奢华冗长，没有各国君主云集的盛大场面。由于战争，仪式被最大限度简化。教堂内庄严肃穆，出席者仅限于议会两院领袖、内阁全体成员、军方最高将领、最高法院法官以及部分社会贤达。窗户紧闭，以隔绝可能的外部喧嚣。
亚历山德罗·科斯塔——此刻他还穿着那身熟悉的深色首相礼服，缓步走向祭坛前。没有萨伏伊王室的加冕礼袍，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设计简洁、剪裁利落的深蓝色元帅礼服，这是他作为最高统帅的战时制服。
议长宣读议会决议。最高法院院长代表司法系统见证。随后，年迈的罗马市长（代表罗马城）和一位从多伊兰前线归来的、失去一只手臂的士兵代表（代表人民与军队），共同捧着一个深红色天鹅绒垫子走上前。垫子上没有传统沉重镶满宝石的王冠，而是一顶由金色月桂树叶编织而成的桂冠——象征胜利与荣耀，以及一柄古朴的、顶端镶有共和国徽章（圣母像）的权杖——象征权力来自共和国传统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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