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宫外的巴黎，春寒料峭。而宫内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和休息室里，外交博弈的温度却时高时低，激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场战役。
意大利代表团驻地，路易吉·佩斯卡托雷的首相官邸内，气氛凝重。长桌上铺满了地图和文件，烟灰缸里堆满了雪茄烟蒂。
“劳合·乔治昨天在‘四巨头’非正式会晤中再次提出，”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快速汇报，“他认为将超过六十万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划归意大利统治，会制造一个永久的‘民族问题火药桶’，违背威尔逊总统的原则，也不利于巴尔干稳定。他建议以‘民族分布线’为界，意大利只保留伊斯特拉半岛和的里雅斯特周边紧密区域。”
“克里孟梭支持这个观点，”另一位顾问补充，“他甚至暗示，如果意大利坚持对达尔马提亚内陆的要求，法国可能会重新考虑对意大利的部分战后贷款安排。”
索尼诺坐在主位，双手指尖相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佩斯卡托雷则显得有些焦虑，他担忧地看向索尼诺：“索尼诺阁下，英法的压力太大了，国内舆论对我们寄予厚望，如果寸土不让导致和谈破裂，我们无法交代……”
“让步是必须的，”索尼诺终于开口，声音冷静，“但不能是无条件的让步。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的逻辑是欧洲大陆的逻辑。我们要把逻辑拉到全球的棋盘上。”他站起身，走到墙上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
“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第五点提到‘公正调整殖民地’，第十二点提到‘奥斯曼帝国各民族自治’。”索尼诺的手指从巴尔干滑向中东，“英法想瓜分奥斯曼的遗产，建立委任统治。美国对此有疑虑，日本则关心它自己在太平洋和山东的利益。我们呢？我们在中东有石油利益，在红海和亚丁湾有航运利益，在东非有殖民地……我们的诉求和他们的瓜分计划可以产生交集。”
他转过身，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准备一份新的提案。在欧洲部分，我们可以‘接受’以更清晰的民族分界线为基础，主要控制伊斯特拉半岛和的里雅斯特，对达尔马提亚，我们坚持海岸主要港口（扎达尔、斯普利特）及附近岛屿的主权，但可以‘暂时搁置’对广阔内陆的领土要求。同时，作为对这种‘顾全大局的克制’的补偿，以及基于我们对战胜奥斯曼帝国的贡献（指战后对土耳其的有限军事行动和情报支持），意大利要求：第一，在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中，获得对原奥斯曼帝国某些领土（如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外约旦、或叙利亚海岸）的委任统治权或共管权；第二，确认并扩大意大利在波斯湾沿岸（如阿曼、卡塔尔、巴林沿岸）已获得的石油特许权和海军加煤站权利。”
这个提议的精妙之处在于，它避开了在巴尔干与英法（及他们支持的南斯拉夫）的正面硬撼，转而将矛盾引向更广阔、英法同样垂涎但尚未完全掌控的中东同时，它部分迎合了威尔逊“委任统治”的概念，又满足了本国对资源和战略据点的实际需求。
接下来的几周，索尼诺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手段。他与美国代表团中较为现实主义的成员接触，暗示一个在巴尔干适度克制的意大利，可以成为制约英法过度扩张的平衡力量，并支持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在中东的应用。他私下会见日本代表，在对山东问题和太平洋岛屿的某些细节上，表达“理解”或“有限支持”，换取日本在意大利殖民地补偿问题上不投反对票。他甚至利用英法在如何瓜分中东上的矛盾，时而与法国走近共同向英国施压（在叙利亚问题上），时而又与英国协调制约法国的野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当然，强硬姿态从未放弃。在一次关键的十人委员会会议上，当英法代表再次试图将意大利的达尔马提亚诉求最小化时，索尼诺冷着脸，将一份文件拍在桌上：“如果协约国的承诺可以如此轻易地被遗忘，那么意大利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在未来所有国际安排中的立场，包括对莱茵兰占领部队的贡献，以及对中欧新国家的承认。我们的军队，”他环视众人，“刚刚证明过他们能取得辉煌的胜利，也有能力保护他们应得的果实。”
这是隐晦的威胁，但足够有力。会场一片寂静。意大利在皮亚韦河和维托里奥威尼托的胜利，以及目前驻扎在争议地区的军队，是实实在在的筹码。
4月下旬，经过无数次争吵、妥协、密谈和最后通牒，轮廓逐渐清晰。
1919年4月23日，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威尔逊和索尼诺（代表佩斯卡托雷）进行了一次长达六小时的最终密谈。密谈内容从未完全公开，但结果是：一份一揽子妥协方案。
欧洲方面：意大利获得特伦托、博尔扎诺（南蒂罗尔德语区）、的里雅斯特市、整个伊斯特拉半岛。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获得扎达尔市、拉斯托沃岛、佩拉格鲁希群岛、阜姆港（里耶卡）等关键港口和岛屿的主权，以及对斯普利特港的长期租借权和治外法权，但放弃对达尔马提亚内陆和大部分海岸线的领土要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内陆明确划归新成立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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