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回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特高课大楼里的气氛就不太对。
陈默走进大门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是很多细小的、不值一提的细节拼凑在一起形成的那种异样。走廊里多了一些生面孔，穿黑色西装，步伐很快，目光不跟任何人对视。茶水间里有人在低声议论，见他进来就住了口，装作在倒水，水溢出来了都不知道。电梯口贴了一张新的告示，日文的，大意是“近期加强安全保卫，请各位配合”，落款是特高课总务课。
陈默在电梯里遇到了山田。山田的脸色不太好，眼袋很深，像是好几天没睡好。他看见陈默，勉强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暂，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涟漪荡了两下就消失了。“陈桑，听说了吗？东京来了个厉害角色。”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像怕电梯的四面墙长了耳朵。
“什么厉害角色？”
“心理战专家。姓河野，从美国回来的，在FBI受训过。”山田说“FBI”三个字母的时候，嘴唇几乎没动，声音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山本课长专门向大本营申请调来的，说是要帮我们清查内部。”
电梯到了，门开了。山田先走出去，陈默跟在后面。走廊里有人在搬东西，几个穿工装的人抬着一个大木箱，箱子上印着日文和英文，英文是“FRAGILE”，日文写着“精密机器”。木箱被抬进了以前空着的那间办公室——紧挨着山本办公室的那间，门上的牌子已经换了，写着“心理分析室”。
中午吃饭的时候，关于河野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在特高课大楼里蔓延开来，烧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变得稀薄。有人说他在美国待了六年，不但在FBI受训，还在联邦监狱里实习过，专门负责测谎和犯罪心理分析。
有人说他发明了一套新的审讯方法，不需要打，不需要骂，不需要任何肉体折磨，就能让犯人自己招供。还有人说他在东京陆军省做过一次演示，让十个被测试者观看行刑录像，通过仪器记录他们的生理反应，九个被准确判断出谁在说谎，唯一漏掉的那个是因为他有心脏病，心跳本来就不正常。
陈默端着搪瓷缸子站在窗前，喝着已经凉透了的茶。外面阳光很好，法租界的梧桐树新叶已经长出来了，嫩绿色的，在风里轻轻晃着。有人在楼下停车场里指挥倒车，口哨声尖锐而短促，一声接一声的。他看着那片嫩绿，脑子里在过同一个问题。河野来上海，是山本的意思。车桥泄密案虽然已经结案，松田也死了，但山本心里那颗钉子没有拔出来。他还在怀疑，还在查，还在等。
河野是山本的第二把刀。第一把是测谎仪，测不出来，现在换第二把。
下午两点，陈默在走廊里遇到了河野。
不是迎面碰上的，是他在复印室门口等着拿文件的时候，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人。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穿深灰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头发梳得很整齐，偏分，发胶打了不少，在日光灯下泛着油亮亮的光。脸不长不圆，颧骨不高不低，眉毛不浓不淡——一张放在人群里绝对找不到的脸。但那双眼睛不一样。那双眼睛很安静，安静到不像活人的眼睛，像两颗玻璃珠子，嵌在眼眶里，不动的时候你以为它们在看别处，等你的目光跟它们对上，才发现它们一直在看你。
他经过陈默身边的时候，脚步没有停，目光在他脸上扫了一下，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钝钝地划过去，不疼，但你能感觉到那个触感。陈默低下头，继续翻手里的文件，余光里，那个穿深灰色西装的身影已经走远了。
复印室的门开了，里面的人出来，陈默侧身进去。机器还在预热，嗡嗡地响着，他站在机器前面，等那道绿灯亮起来。
河野来上海后的第一周，没有做任何事。没有开会，没有培训，没有找任何人谈话。他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中午去食堂吃饭，端着餐盘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吃完，一个人走。他的办公室门总是关着的，偶尔有人进去送文件，出来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没有人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桌上摊着谁的材料，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什么。
第二周，他开始看档案。
陈默是从山田嘴里知道这件事的。那天下午山田来他办公室借订书机，靠在门框上磨蹭了半天，东拉西扯地说了一大堆废话，最后才把真正想说的话吐出来——“河野把特高课所有中国籍雇员的档案都调走了，包括你的。不是复印，是原件。你的档案现在在他桌上。”他接过订书机，说“用完还你”，转身走了。陈默看着他走远的背影，发现他的步伐比平时快了不少。
那天晚上回到安全屋，陈默坐在桌前，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河野调走所有中国籍雇员的档案，是例行公事，不是针对他。但如果他只是在履行公务，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为什么他的办公室门总是关着的？为什么进去送文件的人出来脸色都不好？他在制造恐惧。恐惧不需要证据，不需要理由，甚至不需要真实存在。只需要让人相信它存在。一个关着的门，比开着的门更让人害怕，因为你不知道门后面在发生什么，不知道下一个被叫进去的是不是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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