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庙堂，爵晋少上朝，魏缭感受到的并非扬眉吐气的快意，而是如同踏入了一片更为凝滞、却也更为凶险的泥沼。无形的壁垒并未因一纸诏令而消失，反而更加清晰。李斯一系的官员，表面上礼数周全，眼神交汇时却带着冰凉的疏离。议事的国尉府内，原本属于他的案几被擦拭得一尘不染，但周遭同僚递送文书、商议细节时，总会若有若无地绕过他，仿佛他是一尊需要敬而远之的雕塑。
嬴政的任命是一道明确的信号，但深耕朝堂多年的李斯，自有其构筑防御的方式——孤立，让魏缭的命令难以出这国尉府的高墙。
魏缭并不急于打破这种僵局。他深知，权力的根基在于帝王的信任与切实的功绩，而非同僚的表面逢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细化“疲楚助乱”的方略之中。与之前宏观的三策不同，此番他需要制定出可供黑冰台与行人署具体执行的、环环相扣的详细计划。
他伏案数日，依据黑冰台不断传回的有关郢都局势的最新情报，勾勒出一幅更为精细的“乱楚”蓝图：
其一，针对昭氏。利用昭滑被软禁、昭氏一族惶惶不可终人之机，通过多重隐秘渠道，向昭氏核心人物传递信息。内容并非直接的策反，而是“关切”与“提醒”：一方面“同情”其受项氏打压的处境，暗示项燕此举意在清除异己，目标绝不止于昭滑一人；另一方面，则“不经意”地透露，项燕已掌握更多昭氏在军需、赋税方面“不妥”的证据，正欲借题发挥，扩大打击范围。目的是加剧昭氏的恐惧与怨恨，逼使其为自保而采取更激烈的对抗行动，甚至……铤而走险。
其二，针对项燕集团。策略则截然相反，是持续的加压与离间。令前线蒙武部，择机发起几次小规模但极其凌厉的攻势，目标直指项梁防区的要害，不求占地，但求大量杀伤其有生力量，让项燕感受到切肤之痛，无力他顾。同时，在楚军内部及郢都，散播更具蛊惑性的流言，称项燕之所以迟迟不与秦军决战，并非谨慎，实乃与咸阳某位“大人物”有密约，欲待价而沽，甚至暗示其有意借秦人之手，清除昭、景等大族，独揽楚国大权。
其三，针对楚王负刍。此人看似摇摆，实则是关键。需双管齐下。一面，通过亲近楚王的佞臣或宠妃，不断吹风，强调项氏功高震主，兵权过盛，已非王室所能制衡，长此以往，熊氏江山恐将易姓；另一面，则示之以“弱”，故意泄露一些经过篡改的秦军情报，显示秦军因粮草不继、士卒疲惫，短期内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给楚王造成一种“局势尚可掌控，有机会内部整顿”的错觉，助长其平衡权术的野心，使其更倾向于坐视甚至纵容昭、项相争。
其四，经济绞索。秘密下令，严格限制与楚国的边境贸易，尤其是粮食、铁器、战马等战略物资，但对楚国贵族奢靡所需的珠宝、香料等，则适当放宽，甚至故意压低价格，诱使其挥霍，消耗楚国本已因战事而紧张的国库与贵族私财。
这一套组合拳，阴狠毒辣，直指楚国权力结构的核心弱点。魏缭将其撰写成册，定名为《扰楚四纲》，通过玄姬悄然恢复的黑冰台渠道，直接呈送嬴政御览。他绕开了国尉府的正常公文流转程序，既是效率所需，也是一种无声的宣示。
诏令很快批复下来，只有两个字：“可。速行。”
有了王命背书，黑冰台与行人署这两架帝国的隐秘机器，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精准度运转起来。无数细作、间人、策士，如同无形的蛛丝，跨越颖水，深入楚境，悄然拨动着郢都那本就紧绷的权力之弦。
魏缭在国尉府的日子，依旧看似清闲。他不再试图介入日常军务调度，而是主动向国尉尉缭（此尉缭为秦国国尉，与主角同名不同人）请命，负责整理、推演对楚作战可能遇到的各种地形、气候、水战等复杂情况下的预案。这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却正中尉缭下怀，他乐得有人分担，便拨给了魏缭几名书吏和大量舆图档案。
这正合魏缭之意。他借此机会，系统性地梳理南方军事地理，将脑海中对楚地的认知与现实的资料相互印证，不断完善自己的战略构想。他常常对着巨大的江汉水系图、云梦泽沼泽分布图一坐就是半天，推演着未来数十万大军如何在这片陌生而泥泞的土地上展开、补给、作战。他知道，无论“疲楚”之策能起到多大效果，最终决定胜负的，依然离不开战场上的硬碰硬。他必须为那一天，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期间，李斯并未再有明面上的动作。但魏缭能感觉到，那双隐藏在丞相冠服之下的眼睛，始终在注视着他。一次，在例行朝会上，讨论到巴蜀粮草经水道运往前线的损耗问题时，李斯轻描淡写地提及，此事关乎伐楚根本，当由丞相府统筹各方，细化章程，意指欲将后勤大权进一步收归己有。这无疑是对军方，尤其是对可能主导未来战事的王翦、魏缭等人的一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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