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争的结果，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迅速冻结了魏缭在咸阳权力场中本就有限的腾挪空间。参军之职被免，虽保留了少上造爵位和“参赞军务”的名义，但谁都明白，这“参赞”二字，在失去了直接指挥权和独立奏对之权后，已变得轻飘飘无所依凭。国尉府内，原本那些若有若无的隔阂，如今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壁垒。重要的军情文书不再第一时间送达他的案头，核心的议事也罕有他的席位，他更像是一个被高高挂起的象征，一个提醒众人“戴罪立功”为何物的标签。
李斯一派并未就此罢手，反而趁势巩固着胜利。朝堂之上，关于伐楚当“速战速决”、“集结重兵，以雷霆之势荡平荆楚”的论调再次高涨，虽未直接否定“疲楚”的战略方向，却在具体执行层面不断施加影响，试图将战争引向更激烈、更依赖正面决战的轨道。而魏缭，因其“失察”的前科，在这些议论中已失去了足够的分量去反驳。
嬴政的态度，也变得愈发难以捉摸。他依旧会偶尔召见魏缭，询问前线态势，听取他对一些具体军务的建议，但那目光中的审视意味更浓，言语间的信任，似乎蒙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隔阂。帝王心术，深如渊海，魏缭深知，自己若不能尽快拿出扭转局面的实绩，仅靠过去的理念和些许才华，迟早会被这无情的权力旋涡彻底吞噬。
他必须离开咸阳这个是非之地，至少暂时离开。远离朝堂的喧嚣与倾轧，寻找一个能够让他重新积累资本、验证策略的地方。
机会很快到来。一份来自蓝田大营的例行军报，提及营中部分新式连弩在操演中出现机括故障，请求国尉府派员协查指导。蓝田大营，乃是拱卫咸阳的重要军事基地，亦是训练新兵、试验新式装备、储备战略物资的重镇，地位特殊。
魏缭立刻向国尉尉缭主动请缨，愿前往蓝田大营，实地勘察连弩故障缘由，并借此机会，深入了解秦军最新装备与训练情况，以备将来伐楚之需。理由冠冕堂皇，姿态低调务实。
尉缭本就对魏缭的处境有些许同情，加之此事确实需要得力人手，略作沉吟便同意了。李斯那边，或许认为将魏缭“发配”到军营，远离决策中心，正合其意，也未加阻拦。
数日后，一辆简陋的马车载着魏缭和寥寥几名随从，驶出了咸阳巍峨的城门，奔向城东数十里外的蓝田大营。没有送行的队伍，没有喧嚣的仪仗，与当初离开颖水前线时的情景何其相似，只是心境，已截然不同。那时是待罪之身，前途未卜；此刻虽爵位犹在，却更像是被放逐出权力核心。
蓝田大营依山而建，营垒连绵，旌旗招展，操练的号子声与兵刃撞击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皮革、汗水和金属的气息。这里的氛围，与咸阳朝堂的勾心斗角截然不同，粗粝，直接，充满了阳刚的力量感。
负责接待魏缭的，是营中一名姓王的副将，态度不冷不热，公事公办。显然，咸阳朝堂的风波，也已吹到了这座军营。
魏缭并不在意，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连弩故障的调查中。他并非单纯的兵家理论派，对机关器械亦有涉猎。他亲自前往武库，检查故障弩机，与工匠一同拆解分析，很快便发现问题的核心并非设计缺陷，而是批量制作时，某个关键部件的热处理工艺不够稳定，导致强度不足，在连续击发的高负荷下易产生变形或断裂。
他并未简单地指出问题，而是与工匠们一同探讨改进热处理炉温控制、优化淬火流程的方法，甚至亲手绘制了几种简易的检测夹具草图，用于在组装前筛查不合格部件。他的务实与专业，渐渐赢得了工匠和底层军官们的尊重。
处理完连弩之事，魏缭并未满足。他征得王副将的同意（过程并不顺利，颇费了些唇舌），开始系统地考察蓝田大营的方方面面。他观看新兵操练，记录其战术动作与配合中的优劣；他巡视马场，了解战马的膘情与疫病防治；他查阅粮秣仓储账册，估算其运转效率与潜在风险；他甚至深入到负责制造箭簇、修理甲胄的工匠营区，与那些满手油污的匠人交谈，了解原材料供应、工艺标准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
他像一块干燥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一切与军队、与战争相关的细节知识。他不再仅仅从战略的高度俯瞰，而是沉入到最基层的肌理中去感受、去理解这支他试图影响和依靠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秦军强大背后的隐忧。军功爵制激励下的悍勇毋庸置疑，但基层军官中普遍存在重战术轻战略、重勇猛轻谋略的倾向；装备制造追求数量与威力，但在标准化、可靠性及维护性上仍有提升空间；后勤体系庞大而有效，但层级过多，应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不足；更重要的是，士卒们对战争的目的，除了军功封赏，似乎缺乏更深层次的认同，对即将到来的、更为复杂的南方作战环境，心理和技能准备都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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