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朱厚照于西苑播撒未来种子之时，江南的局势，在《京报》第二期出刊后，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费宏忠实地执行了皇帝的指示。
第二期《京报·实务选编》重点刊载了文贵在苏州府查实的一起典型案例：苏州府下辖吴县粮长沈荣，勾结漕帮小头目及县衙户房书吏，在去岁漕粮征收中，将本应“折色”的部分，强行要求粮户缴纳“本色”，并在斛面上大做手脚，采用“踢斛淋尖”等手法，额外多收近两成粮食，中饱私囊。
导致数户小农因无法足额缴纳而被迫卖田，甚至有老农不堪逼迫投河自尽。文章详细列出了人证、物证（包括被篡改的粮票存根和私下分赃记录），数据翔实，过程清晰，令人发指。
同时，刊物再次醒目地提到了漕运弊政导致的巨额浪费，并与杨一清奏报中提及的宣府镇某部因粮饷不继、士兵只能日食一餐的窘境并列刊出。
这组报道，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剥开了江南官绅“体恤民生”的虚伪外衣，露出了其内部残酷剥削的实质。
投河老农的惨状，与边关将士的饥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道义上给予了反对派沉重一击。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在苏州，原本一些被蒙蔽或被迫沉默的中小地主和普通粮户，看到《京报》上披露的、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案例，积压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虽然不敢公然对抗，但私下里的议论风向开始转变，对文贵整顿“浮收”等弊政的抵触情绪大为减轻，甚至隐隐抱有期待。
在南京国子监，江南籍的监生们陷入了尴尬和分裂。
他们中不少人家境优渥，与官绅集团关系密切，但年轻人的良知和读圣贤书培养出的正义感，又让他们无法对《京报》上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
“这沈荣，真乃衣冠禽兽！”一名性情耿直的监生怒道，“如此盘剥小民，与盗匪何异！难怪陛下要大力整顿！”
“可是…如此公然刊载，是否…是否有些不教而诛？毕竟只是个案…”另一些家有类似恶径的监生试图辩解，但语气远不如之前强硬。
“个案？《京报》首期数据难道是假的？正是这无数‘个案’，才堆砌出那般触目惊心的总数！吾等读圣贤书，当明辨是非，岂能因乡谊而罔顾事实公道！”
江南士林内部，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一些较为正直或与漕运利益关联不深的士人，开始公开撰文，支持朝廷整顿积弊，呼吁“清流自省”、“涤荡污浊”。
虽然声音还不算强大，但标志着皇帝寻找“开明派”的策略，开始初见成效。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江南官绅集团的反扑更加隐秘和阴险。
他们不再大规模制造舆论，而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一方面，指使御史言官，继续弹劾费宏和《京报》“以偏概全”、“渲染个案”、“破坏官场和睦”；另一方面，则动用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开始在实务层面给文贵制造麻烦。
漕运开始出现一些“意外”的阻滞。
并非大规模的罢运——那等于公开对抗朝廷——而是某些关键河段“恰好”需要疏浚，某些重要闸坝“意外”出现小故障需要检修，导致漕船通行效率明显下降。
同时，江南市面上开始流传“朝廷或因漕运整顿不顺，欲加征东南商税以补国库”的谣言，试图煽动商人阶层对改革的不满。
更厉害的一招是，他们利用其在朝中的关系，推动了几位籍贯北方的官员上疏，以“漕运事关京师根本，不宜久拖不决”为由，请求皇帝下旨，催促文贵尽快恢复漕运全效，隐隐有将“影响漕运”的责任扣在文贵头上的意图。
这一套组合拳，打得极其刁钻，将政治压力、经济手段和舆论谣言结合了起来。
文贵在江南的压力陡增。
他一方面要顶着压力继续查处积弊，推行“定耗羡”等新规；另一方面又要分心应对漕运出现的各种“意外”，协调地方官府进行抢修疏通，疲于奔命。他连续上了几道密奏给皇帝，详细汇报了江南的复杂局面和遭遇的软抵抗。
乾清宫内，朱厚照看着文贵的密奏和司礼监、锦衣卫报来的关于江南动向的消息，面色凝重。
他感受到改革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对手不再正面强攻，而是利用其盘根错节的势力，从方方面面进行消耗和阻滞。
“看来，光是《京报》和数据，还不足以打破这僵局。”朱厚照沉吟着。他需要给文贵更直接的支持，也需要在朝堂上，给予反对派更明确的警告。
他思索良久，提笔写下了几道命令。
第一道，给文贵：“卿在江南，辛苦可知。彼辈伎俩，朕已洞悉。漕运阻滞之事，朕已命工部及漕司立刻派员南下，协助勘查维修，所需钱粮，由内帑直接拨付，不必经地方之手。卿可放手施为，重点打击如沈荣案等民愤极大、证据确凿之典型，以儆效尤。至于朝中杂音，朕自会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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