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有人给女子批了条子,准了这千古未有的科举报名。
是谁?
是哪位县太爷如此胆大包天,其魄力竟牛逼到让当今圣上朱由检听闻后,都想把他请上龙椅磕一个响头,以示敬意的程度?
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终日游走在“弥留之际”与“回光返照”之间的上海知县——张致亨。
他是突然转性了?还是圣贤附体,骤然开窍了?
都不是。
事情的转折,源于陈圆圆改变了策略。既然张知县一见她就“病危”,那她便让自己成为他无法回避的“病灶”。
你不是一见到我就犯病吗?
好,那我就让你病个彻底,病个习惯。
从那天起,陈圆圆开始了她无声的“坐班”。
每日县衙鼓响,她第一个到,不言不语,只寻个不挡路的角落安静站立,手中捧着一卷书,如同等待衙门受理任何一桩普通讼案。张知县若在内堂“抱恙不出”,她便在门外静立等候,直到日落闭衙。
这还只是开始。
后来,她干脆在县衙大门斜对面,支起了一个小小的帐篷。日出而来,日落而不息,帐篷前挂起一盏写着“陈”字的灯笼,灯下依旧是她苦读的身影。
她不再试图闯堂,不再高声争辩,只是存在。
像一个无声的符号,一个挥之不去的问号,钉在了上海县衙的门前。
起初,张致亨还能在后衙安稳“养病”。
但几天过去,他发现自己成了全县最大的笑话。
所有前来办事的百姓、士绅,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明镜高悬”的牌匾,而是那个小小的帐篷和那个沉静的身影。
“老爷,她又在那儿……”
“知道了!滚!”
“老爷,外面都在传,说您这病……是专门针对陈姑娘得的……”
“混账!”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放在文火上慢煎的活鳖,逃不掉,又死不了。
陈圆圆用她惊人的耐心,将一场法律与权力的对抗,熬成了一场意志与脸皮的较量。
终于,在某个清晨,张致亨透过轿帘,看着那个在晨露中收起帐篷,整理衣冠,准备开始新一天“守望”的身影时,他彻底崩溃了。
他召来师爷,有气无力地指了指外面。
“去……去把那张条子……给她批了……”
“老爷!您……您可想清楚了?这……”
张致亨瘫在太师椅上,面如死灰,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
“批了吧……再让她这么‘陪’下去……本官没病,也要被她逼出真病了……这官,没法做了!”
当陈圆圆从师爷手中接过那张盖着鲜红官印、准予报名的批条时,她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她抬起头,望向那深不见底的县衙大门,深深一揖。
不是胜利的炫耀,而是对一场意志之战终结的确认。
张致亨,这位以“无赖”对抗“法理”的知县,最终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极致的执着,逼到了他官僚生涯的墙角,不得不亲手撬动了历史的一角。
那为何咱们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听闻此事后,恨不得给张知县磕一个响头?
原因简单得令人发指:张致亨不止批了陈圆圆一个人的条子。他批出去了好多,多到无法收拾!
就在他万念俱灰,批准了陈圆圆的申请后,仿佛堤坝被掘开了最关键的一个口子,积蓄已久的洪水瞬间汹涌而至。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南直隶:
“上海县的张青天,准了女子科举了!”
“快去上海县!只有那里能给女子批条!”
一时间,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乃至更远地方,所有心怀此志、却又在各处碰壁的女子,如同百川归海,纷纷涌向了上海县衙。
张致亨的衙门,从未如此“热闹”过。他的“病”彻底不治而愈,因为已经没有了“装”的必要——衙门外,不再是陈圆圆一个人的孤单身影,而是成百上千双殷切而坚定的眼睛。她们安静地排着长队,手中捧着同样的报名文书,无声地诉说着同一个诉求。
面对这片沉默而浩瀚的人海,任何“装病”、“拖延”、“甩锅”的伎俩都显得无比可笑和苍白。张致亨坐在堂上,看着门外蜿蜒的队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架在历史火堆上烤的鹿。
他颓然地对师爷挥了挥手,脸上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麻木:“批,批,批!都批!她们敢来,本官就敢批!要死,就死个痛快!”
他亲手,将上海县变成了大明王朝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子科举的“特区”。
张致亨他难道不怕那些暴怒的士子砸了他的县衙,掀了他的官轿?
怕?他现在屁都不怕!
因为,就在他批完最后一张条子,将那颗沾满红印泥的知县大印重重按在案上的那一刻,他已经不再是上海知县张致亨了。
他是一个即将“人间蒸发”的跑路者。
计划早已在暗中执行。
当全城的目光都聚焦在县衙前那越来越长的女子队伍时,张家的细软早已打包妥当,祖宅田产已通过不同渠道悄然变卖,甚至连祖坟里的先人遗骸,都已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被悄悄起出,准备一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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