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三月初，向阳坡的积雪就化得差不多了，露出了黑油油的土地。合作社的社员们开始忙春耕，苞米地要翻，种子要选，农具要修，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加工厂那边也传来好消息——第一批出口日本的榛蘑和木耳，日本客户很满意，追加了订单，还要求增加品种。倪丽华从省城打电话回来，声音里都透着兴奋：“姐，陈经理说，咱们的山货在日本卖得很好，已经进了两家大型超市。他还说，如果品质能保持，下半年可以把咱们的产品打进韩国市场！”
消息传到屯里，大家都乐坏了。合作社的工分本来就值钱，这下更值钱了。但曹山林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合作社发展了，效益好了，这钱该怎么分？
现在的分配制度是“工分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制度公平，但有一个问题——不能体现“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那些老猎人、老社员，为合作社打了一辈子基础，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了，工分就少了。那些新来的年轻人，有力气，有技术，工分就多。长此以往，会形成新的不平衡。
这天晚上，曹山林把合作社的账本摊在桌上，算了又算。倪丽珍给他端来茶，看见他眉头紧锁，问：“怎么了？账不对？”
“账对，但分配有问题。”曹山林说，“去年合作社总收入二十万，除去成本、税收、积累，可分配的有十二万。按工分算，最高的能分到一千多，最低的只有三百多。差得太多了。”
“多劳多得，不是应该的吗？”
“是应该，但……”曹山林指着账本，“你看，老耿叔，今年六十五了，以前是护林队的主力，现在干不动了，只能看仓库，工分就少。可他为合作社干了三十年，打下了基础。现在合作社效益好了，他却分得少，这公平吗？”
倪丽珍想了想：“是不太公平。那你想怎么办？”
“我想改革分配制度。”曹山林说，“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增加‘贡献股’和‘共享股’。贡献股给老社员、老猎人，按工龄和贡献算。共享股给全体社员，人人有份，体现共同富裕。”
“这……这能行吗？那些干得多的人愿意吗？”
“所以要开会讨论，要大家同意。”曹山林说，“我想试试。”
第二天，合作社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三百多人把合作社院子挤得满满当当。曹山林站在台上，把改革方案说了。
“乡亲们，合作社发展到现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大家团结一心，靠的是老一辈打下的基础。现在效益好了，咱们不能忘了本，不能只顾眼前，要想想长远，想想公平。”
他详细解释了新方案：
第一，保持按劳分配的工分制，占可分配收入的60%。
第二，增加“贡献股”，占30%。按工龄、贡献、技能等综合评定，主要是照顾老社员、老猎人、技术骨干。
第三，增加“共享股”，占10%。全体社员人人有份，体现共同富裕。
“这样算下来，”曹山林说，“一个年轻力壮、干活多的社员，收入可能比现在少一点，但差距不会太大。而一个年老体弱的老社员，收入能增加不少。总体上是更公平，更合理。”
方案一公布，下面炸开了锅。
年轻人先不干了。赵小虎站起来：“曹叔，这不公平！我们年轻，有力气，干活多，凭啥要分给那些不干活的人？”
“不是不干活，是干不动了。”曹山林说，“小虎，你爷爷当年开荒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没有他们打下基础，哪有今天的合作社？”
“可……可我们也是凭本事吃饭啊！”
“凭本事吃饭没错，但也要讲情义，讲传承。”老耿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抖，“我老了，干不动重活了，但我教年轻人打猎，教他们认药材，这算不算贡献？合作社的护林队，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加工厂的技术，是我手把手教的。这些，不值钱吗？”
年轻人沉默了。
另一个年轻社员站起来：“曹叔，我不是反对照顾老人，但比例是不是太高了？贡献股占30%，共享股占10%，加起来40%。我们年轻人累死累活，只能拿60%？”
“比例可以商量。”曹山林说，“今天就是请大家讨论，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方案。”
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争论得很激烈。支持的主要是老一辈和中年人，反对的主要是年轻人。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曹山林不着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要的，不是强行通过，而是达成共识。
下午三点，一直沉默的莫日根站起来了。他今年七十多了，是屯里最年长的猎人，德高望重。
“我说几句。”莫日根的声音不大，但全场都安静了，“我打了一辈子猎，见过很多事。山里有个规矩——打到的猎物，要分给全村人，特别是老人和孩子。为什么？因为老人打不动了，孩子还小。今天你分给他，明天他分给你。这样才能活下去，才能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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