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7日的北京，一架从上海飞来的麦道-82客机，呼啸着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略显陈旧的跑道上。许愿裹紧风衣，随着人流走出舱门，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他精神一振。他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只有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几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和一个决定性的计划。
没有片刻迟疑，他抬手招来一辆黄色的“天津大发”面包出租车。“去国家版权局。”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国家版权局的办公楼朴素而肃静。接待窗口前没什么人，只有一位四十岁上下、戴着套袖的女工作人员正低头整理着文件。许愿走到窗口前，从公文包里取出三张回执单，纸张边缘已有些微卷。
“同志，您好。我来领取作品登记证书。”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女工作人员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接过回执单，习惯性地开始核对。她的目光在回执单和面前的登记簿之间来回移动，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
“《小螺号》…《粉红色的回忆》…《我和我的祖国》…”她低声念出歌名，随即像是想起什么，猛地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惊讶地打量着许愿，“您…您是许愿老师？” 《我和我的祖国》在当时已具有相当广泛的传唱度和影响力，其版权归属问题在业内也并非毫无波澜。工作人员显然将歌曲与名字对上了号。
“是我。”许愿微微颔首。
“哎呀！真是您！”工作人员的态度立刻热情了许多，带着一种对文化名人的天然敬意，“您稍等，我这就给您找！”她转身在身后的档案柜里熟练地翻找起来，很快取出了三个深蓝色的硬皮文件夹。
她打开文件夹，将三份崭新的《作品登记证书》逐一摊开在许愿面前，指尖点着登记项，语气变得公事公办却又不失耐心：“许老师，您核对一下。登记号：94-音着登字第XXX号，《小螺号》，词曲作者：许愿；登记号：94-音着登字第XXX号，《粉红色的回忆》，词曲作者：许愿；登记号：94-音着登字第XXX号，《我和我的祖国》，词曲作者：许愿。着作权人都是您本人。确认无误的话，请您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收。”
许愿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行字，每一个公章，每一个日期——1994年11月7日。他看得格外仔细，仿佛要将这些铅字和红印烙进眼里。确认无误后，他拿起窗台笔筒里的钢笔，在指定的位置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沉稳有力。
“好了，许老师，恭喜您。这些证书请您妥善保管，这是您享有着作权的重要凭证。”工作人员将三份证书递出窗口，语气郑重。
“谢谢。”许愿接过那三份沉甸甸的证书，仔细地放入公文包最内层的夹袋中。拉上拉链的瞬间，他感到一种冰冷的踏实感，如同战士握紧了淬火的兵刃。
离开版权局，寒风似乎更刺骨了些。许愿再次拦下一辆出租车，说出了北京一家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报社的名字。这家报纸以敢言和深度报道着称，在知识界和文化圈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报社大楼气派许多，进进出出的人步履匆匆，带着新闻行业特有的忙碌气息。许愿在前台表明身份：“我是许愿，想找一下你们文艺部或社会新闻部的负责人。”前台小姐听到“许愿”这个名字，愣了一下，确认道：“是那位写《牧马人》、《钟鼓楼》的许愿老师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的态度立刻变得恭敬起来，迅速拨通了内线电话。
几分钟后，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气质精干的中年男子匆匆从电梯出来，老远就伸出了手：“哎呀！许愿老师！久仰大名！真是蓬荜生辉！我是报社文艺部的副主任，姓陈。”他的握手热情而有力，目光中充满了好奇与探究。一位享誉文坛的着名作家突然造访报社，这本身就是一条值得关注的新闻。
许愿被请进了一间小会议室。落座后，陈副主任热情地递上热茶：“许老师大驾光临，不知道有什么指教？”
许愿没有寒暄，直接打开公文包，取出了那三份刚刚到手、还带着油墨清香的《作品登记证书》，将它们一字排开在会议桌上。深蓝色的封皮，醒目的国徽，“作品登记证书”几个大字透着法律的威严。
陈副主任推了推眼镜，身体前倾，目光疑惑地扫过三份证书，当他看清那三个歌名，尤其是《我和我的祖国》时，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转为极大的震惊和困惑。“许老师，这…这是…”他显然完全搞不懂这位大作家唱的是哪一出。
“陈主任，”许愿的声音平稳而冷静，每一个字都像经过精心打磨，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今天冒昧来访，是希望贵报能在下期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发一则我的郑重声明。”
他略微停顿，目光锐利地看向对方，继续说道：“内容就是公布这三首歌曲——《小螺号》、《粉红色的回忆》、《我和我的祖国》的版权登记证书，向全社会明确公示，我，许愿，是这三首音乐作品的唯一词曲作者，依法享有全部着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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