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7日的北京,一架从上海飞来的麦道-82客机,呼啸着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略显陈旧的跑道上。许愿裹紧风衣,随着人流走出舱门,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他精神一振。他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只有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几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和一个决定性的计划。
没有片刻迟疑,他抬手招来一辆黄色的“天津大发”面包出租车。“去国家版权局。”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国家版权局的办公楼朴素而肃静。接待窗口前没什么人,只有一位四十岁上下、戴着套袖的女工作人员正低头整理着文件。许愿走到窗口前,从公文包里取出三张回执单,纸张边缘已有些微卷。
“同志,您好。我来领取作品登记证书。”他的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女工作人员抬起头,推了推眼镜,接过回执单,习惯性地开始核对。她的目光在回执单和面前的登记簿之间来回移动,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
“《小螺号》…《粉红色的回忆》…《我和我的祖国》…”她低声念出歌名,随即像是想起什么,猛地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惊讶地打量着许愿,“您…您是许愿老师?” 《我和我的祖国》在当时已具有相当广泛的传唱度和影响力,其版权归属问题在业内也并非毫无波澜。工作人员显然将歌曲与名字对上了号。
“是我。”许愿微微颔首。
“哎呀!真是您!”工作人员的态度立刻热情了许多,带着一种对文化名人的天然敬意,“您稍等,我这就给您找!”她转身在身后的档案柜里熟练地翻找起来,很快取出了三个深蓝色的硬皮文件夹。
她打开文件夹,将三份崭新的《作品登记证书》逐一摊开在许愿面前,指尖点着登记项,语气变得公事公办却又不失耐心:“许老师,您核对一下。登记号:94-音着登字第XXX号,《小螺号》,词曲作者:许愿;登记号:94-音着登字第XXX号,《粉红色的回忆》,词曲作者:许愿;登记号:94-音着登字第XXX号,《我和我的祖国》,词曲作者:许愿。着作权人都是您本人。确认无误的话,请您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收。”
许愿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行字,每一个公章,每一个日期——1994年11月7日。他看得格外仔细,仿佛要将这些铅字和红印烙进眼里。确认无误后,他拿起窗台笔筒里的钢笔,在指定的位置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张,沙沙作响,沉稳有力。
“好了,许老师,恭喜您。这些证书请您妥善保管,这是您享有着作权的重要凭证。”工作人员将三份证书递出窗口,语气郑重。
“谢谢。”许愿接过那三份沉甸甸的证书,仔细地放入公文包最内层的夹袋中。拉上拉链的瞬间,他感到一种冰冷的踏实感,如同战士握紧了淬火的兵刃。
离开版权局,寒风似乎更刺骨了些。许愿再次拦下一辆出租车,说出了北京一家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报社的名字。这家报纸以敢言和深度报道着称,在知识界和文化圈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报社大楼气派许多,进进出出的人步履匆匆,带着新闻行业特有的忙碌气息。许愿在前台表明身份:“我是许愿,想找一下你们文艺部或社会新闻部的负责人。”前台小姐听到“许愿”这个名字,愣了一下,确认道:“是那位写《牧马人》、《钟鼓楼》的许愿老师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的态度立刻变得恭敬起来,迅速拨通了内线电话。
几分钟后,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气质精干的中年男子匆匆从电梯出来,老远就伸出了手:“哎呀!许愿老师!久仰大名!真是蓬荜生辉!我是报社文艺部的副主任,姓陈。”他的握手热情而有力,目光中充满了好奇与探究。一位享誉文坛的着名作家突然造访报社,这本身就是一条值得关注的新闻。
许愿被请进了一间小会议室。落座后,陈副主任热情地递上热茶:“许老师大驾光临,不知道有什么指教?”
许愿没有寒暄,直接打开公文包,取出了那三份刚刚到手、还带着油墨清香的《作品登记证书》,将它们一字排开在会议桌上。深蓝色的封皮,醒目的国徽,“作品登记证书”几个大字透着法律的威严。
陈副主任推了推眼镜,身体前倾,目光疑惑地扫过三份证书,当他看清那三个歌名,尤其是《我和我的祖国》时,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转为极大的震惊和困惑。“许老师,这…这是…”他显然完全搞不懂这位大作家唱的是哪一出。
“陈主任,”许愿的声音平稳而冷静,每一个字都像经过精心打磨,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今天冒昧来访,是希望贵报能在下期报纸的头版头条,刊发一则我的郑重声明。”
他略微停顿,目光锐利地看向对方,继续说道:“内容就是公布这三首歌曲——《小螺号》、《粉红色的回忆》、《我和我的祖国》的版权登记证书,向全社会明确公示,我,许愿,是这三首音乐作品的唯一词曲作者,依法享有全部着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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