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反谍行动的胜利，如同一阵清风，暂时驱散了笼罩在山东沿海的阴谋迷雾，但也让高岩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来自海上的威胁是何等迫近与专业。陆上防线可筑垒，新军可苦练，但若无一支足以在浩瀚大洋上争锋的强大海军，则漫长的海岸线终将是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的软肋。眺望着渤海湾那无垠的深蓝，一个超越时代的念头在他心中愈发坚定：必须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具备先进理念与技术的新式海军，至少，要播下种子。
然而，打造一支海军，远比编练新军更为复杂、耗费更为巨大，也更容易触动朝廷乃至列强最敏感的神经。直接上书请求筹建大规模舰队，在当下无异于痴人说梦。高岩决定采取更为迂回且务实的策略，从培养人才和探索新路径入手。
他的第一步，是上奏朝廷，以“加强海防教育，培养通晓洋务、水战之基层官佐”为由，请求在登州设立“胶东水师学堂”。奏折中，他避开了敏感的“舰队”字眼，着重强调学堂的“教育”与“技术”属性，并巧妙援引福州船政学堂的先例。在光绪皇帝的支持和帝党官员的斡旋下，尽管有守旧派质疑“重复建学，徒耗钱粮”，旨意最终还是勉强批准，但经费需高岩“就地筹措大半”。
有了一纸批文，高岩立刻行动起来。校址就选在蓬莱阁下，面朝大海的一片开阔地。他亲自规划校舍，要求不仅要有讲堂、宿舍，更要有水力实验室、船模工坊、小型气象观测台以及一座配备最新海图和各种航海仪器的模拟操舵室。
师资是最大的难题。他一方面重金礼聘从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的优秀学员，以及少数因各种原因离开北洋水师的不得志军官；另一方面，他通过秘密渠道，设法从香港、上海乃至欧洲，招募了几位真正具备现代海军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外籍教习，其中包括一位因理念不合而离开德国远东舰队的枪炮军官，和一位曾在英国商船队服务多年、精通航海与轮机的老船长。
“诸位，”在水师学堂的开训仪式上，高岩对首批精心挑选的八十名学员（大多来自务实学堂和军中略有文化基础的年轻士兵）说道，“你们将来，或许不是去指挥艨艟巨舰，但你们要明白，未来的海战，绝非仅是船坚炮利！它关乎天文、地理、机械、电讯，更关乎谋略与胆魄！我要你们学的，是如何读懂大海的脉搏，如何驾驭钢铁的巨兽，如何在这万里波涛之上，为我中华，守住这片蓝色的疆土！”
学堂的课程设置远超旧式水师教育。除了基础的国文、算学，更侧重于航海天文、船舶驾驶、轮机管理、海上测绘、火炮理论与鱼雷操作（目前仅为理论）。高岩甚至亲自讲授《海权论》的启蒙思想，阐述制海权对于国家命运的决定性意义，这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之论。
然而，高岩的深蓝之志，远不止于一座水师学堂。他的目光投向了更深远、也更隐秘的方向。在机器局最核心、戒备最森严的“特种研发车间”内，一项堪称惊世骇俗的绝密计划，正在数名他最信任的德籍技师和中方顶尖工匠的主持下，悄然进行——设计和建造一艘实验性潜艇。
这个念头，源于他对未来海战形态的预判，以及当下力量对比的清醒认识。正面挑战日本联合舰队的巨舰大炮，短期内绝无可能。而潜艇，这种隐秘的水下杀手，或许能以弱胜强，成为打破平衡的“非对称”利器。
车间的图纸架上，铺满了绘有流线型艇体、十字形尾舵、以及复杂通气管、水柜系统的草图。高岩凭借着超越时代的模糊记忆和对现有技术的理解，与技师们反复推敲。
“耐压壳体的钢材强度必须保证！”
“蓄电池组是动力关键，也是最大风险点，安全措施要做到万无一失！”
“鱼雷发射管的设计要简洁可靠，初期哪怕只能携带一两枚，也具有威慑力！”
建造过程充满了艰难。合适的钢材难以获取，焊接技术落后，水密性问题不断，小型柴油机的性能也远未达标。这艘被高岩命名为“蛟龙一号”的实验艇，进度缓慢，且屡屡遭遇失败。一次水柜压力测试中，甚至发生了严重泄漏，险些造成人员伤亡。
外界对此一无所知。偶尔有风言风语传出，也只当是高岩又在“瞎鼓捣”什么新式水雷或小艇。唯有极少数核心成员，才知道他们正在尝试叩开一扇通往全新战争领域的大门。
这一日，高岩正在水师学堂观摩学员进行六分仪测量演练，赵三槐送来密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借巡视威海防务之名，已抵达烟台，不日将前来登州“观摩水师学堂”。
这是一个信号。丁汝昌是淮系元老，北洋水师的直接统帅，他的到来，既是朝廷对高岩在山东动作的关注，也代表了旧式海军体系对这支“异军”的审视。
高岩心知，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面。他既不能表现得过于锋芒毕露，引起猜忌，也不能妄自菲薄，失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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