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丈夫老王,王建国,生前是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的药剂师!他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对病人极有耐心。可就在两年前,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降临——他亲手配发给肿瘤科三号床一位晚期女病人的化疗药物,被病人家属指控剂量严重不足!家属闹得沸沸扬扬,指责老王昧了良心,克扣病人的救命药。医院调查,药房的天平确实被人为动过手脚!虽然最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老王所为,但巨大的压力和自责,加上病人家属日复一日的哭闹谩骂,彻底压垮了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深夜,老王留下了一封字迹潦草、充满痛苦和迷茫的遗书,从医院顶楼一跃而下……
遗书上写着:“我对不起三号床的病人,对不起这身白大褂……但我真的没有调过天平……秤……秤怎么会错?人心……人心才最会错啊……”
“莫信人……”这是老王遗书上最后三个字,也是他生前偶尔醉酒后,会念叨的一句醉话。
王姐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阵阵发黑。她双腿一软,几乎站立不住,全靠死死抓住收银台的边缘才没有瘫倒下去。她艰难地、一寸寸地低下头,目光如同灌了铅,沉重地落在地上那个无声无息的男人身上。落在他那件破旧肮脏的灰夹克上。落在他那只从袖口滑落出来、无力摊开的手上。
那只枯瘦、布满老茧和污垢的手里,依旧紧紧攥着一样东西。即使失去了意识,他的手指也痉挛般地紧扣着。
那正是老王的工作证!深蓝色的塑料封皮,上面“王建国”三个字清晰可见。证件被攥得变了形,封皮上老王穿着白大褂、带着温和笑容的一寸照片,被男人扭曲的手指死死按住,只露出小半张脸。
照片上那温和的笑容,此刻在王姐眼中,变得无比刺眼,充满了无声的控诉和令人窒息的悲凉。
警笛声由远及近,尖锐地撕裂了夜晚的街道。红蓝警灯的光芒透过玻璃门,在饭店油腻的墙壁和惊惶未定的人们脸上疯狂地旋转跳跃,投下诡异变幻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未散尽的饭菜气息,还有一丝若有似无的、源自地上那具躯体的、令人心悸的死寂。
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推门进来,表情严肃。店里短暂的死寂被打破,食客们像受惊的鸟雀,纷纷低声议论着,目光在警察、倒在地上的男人和脸色惨白如纸的王姐之间逡巡。
“谁报的警?”为首的警察声音沉稳,目光锐利地扫过现场。
“我!是我!”一个中年食客连忙举手,“他突然就倒下了!还……还说了好多怪话!”
警察点点头,蹲下身,迅速检查了一下地上男人的生命体征,对着肩头的对讲机沉声道:“呼叫中心,现场确认一人昏迷,无自主呼吸心跳,需要急救和刑侦支援。”他站起身,目光转向靠收银台勉强支撑的王姐,“你是店主?刚才发生了什么?”
王姐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堵了一团浸透冰水的棉花,又冷又涩,发不出任何声音。她只能颤抖地抬起手,指了指地上那个男人,又指了指自己,最后,她的指尖无力地、绝望地指向男人那只依旧紧握着、露出深蓝色证件一角的手。
警察顺着她的指引,目光落在男人攥紧的手上。他戴上手套,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掰开那几根冰冷僵硬的手指。那张被汗水、污垢和绝望浸透的硬质工作证终于显露出来。
“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剂科——王建国。”警察低声念出证件上的名字和单位,眉头瞬间锁紧。他抬起头,锐利的目光再次投向王姐,带着更深的探究和凝重。
王姐只觉得那目光像烙铁,烫得她灵魂都在战栗。她闭上眼睛,两行滚烫的泪水终于冲破堤坝,汹涌地滚落下来,砸在冰冷的收银台玻璃上。她再也支撑不住,身体顺着柜台滑落,跌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她蜷缩起来,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头深深埋进臂弯里,肩膀剧烈地抽动着,发出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
“建国……老王……”她破碎的哭声在警笛的间隙里,微弱却撕心裂肺,“是他……是他害了你……是他调了天平……害死了你……害死了那个病人……”
混乱中,另一个警察在男人那件旧灰夹克的内侧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硬皮的小笔记本。他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边缘磨损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面容清秀却异常憔悴的女人,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虚弱地靠在病床上,对着镜头努力挤出一个苍白的笑容。照片背面,用褪色的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小字:“爱妻 林秀梅 摄于肿瘤科三号床 永念”。
笔记本的扉页上,同样用那种褪色的墨水,写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字迹,笔划颤抖而用力,仿佛用尽了书写者全部的力气和悔恨:“秀梅走了一百零三天。药不够,都怪我。那天当班的药剂师叫王建国。我找过他,他不认。秀梅,是我没用,是我那天不该动那个念头……是我调了天平……是我害了你……报应,都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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