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丈夫老王，王建国，生前是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的药剂师！他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对病人极有耐心。可就在两年前，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降临——他亲手配发给肿瘤科三号床一位晚期女病人的化疗药物，被病人家属指控剂量严重不足！家属闹得沸沸扬扬，指责老王昧了良心，克扣病人的救命药。医院调查，药房的天平确实被人为动过手脚！虽然最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老王所为，但巨大的压力和自责，加上病人家属日复一日的哭闹谩骂，彻底压垮了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深夜，老王留下了一封字迹潦草、充满痛苦和迷茫的遗书，从医院顶楼一跃而下……
遗书上写着：“我对不起三号床的病人，对不起这身白大褂……但我真的没有调过天平……秤……秤怎么会错？人心……人心才最会错啊……”
“莫信人……”这是老王遗书上最后三个字，也是他生前偶尔醉酒后，会念叨的一句醉话。
王姐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阵阵发黑。她双腿一软，几乎站立不住，全靠死死抓住收银台的边缘才没有瘫倒下去。她艰难地、一寸寸地低下头，目光如同灌了铅，沉重地落在地上那个无声无息的男人身上。落在他那件破旧肮脏的灰夹克上。落在他那只从袖口滑落出来、无力摊开的手上。
那只枯瘦、布满老茧和污垢的手里，依旧紧紧攥着一样东西。即使失去了意识，他的手指也痉挛般地紧扣着。
那正是老王的工作证！深蓝色的塑料封皮，上面“王建国”三个字清晰可见。证件被攥得变了形，封皮上老王穿着白大褂、带着温和笑容的一寸照片，被男人扭曲的手指死死按住，只露出小半张脸。
照片上那温和的笑容，此刻在王姐眼中，变得无比刺眼，充满了无声的控诉和令人窒息的悲凉。
警笛声由远及近，尖锐地撕裂了夜晚的街道。红蓝警灯的光芒透过玻璃门，在饭店油腻的墙壁和惊惶未定的人们脸上疯狂地旋转跳跃，投下诡异变幻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未散尽的饭菜气息，还有一丝若有似无的、源自地上那具躯体的、令人心悸的死寂。
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推门进来，表情严肃。店里短暂的死寂被打破，食客们像受惊的鸟雀，纷纷低声议论着，目光在警察、倒在地上的男人和脸色惨白如纸的王姐之间逡巡。
“谁报的警？”为首的警察声音沉稳，目光锐利地扫过现场。
“我！是我！”一个中年食客连忙举手，“他突然就倒下了！还……还说了好多怪话！”
警察点点头，蹲下身，迅速检查了一下地上男人的生命体征，对着肩头的对讲机沉声道：“呼叫中心，现场确认一人昏迷，无自主呼吸心跳，需要急救和刑侦支援。”他站起身，目光转向靠收银台勉强支撑的王姐，“你是店主？刚才发生了什么？”
王姐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堵了一团浸透冰水的棉花，又冷又涩，发不出任何声音。她只能颤抖地抬起手，指了指地上那个男人，又指了指自己，最后，她的指尖无力地、绝望地指向男人那只依旧紧握着、露出深蓝色证件一角的手。
警察顺着她的指引，目光落在男人攥紧的手上。他戴上手套，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掰开那几根冰冷僵硬的手指。那张被汗水、污垢和绝望浸透的硬质工作证终于显露出来。
“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剂科——王建国。”警察低声念出证件上的名字和单位，眉头瞬间锁紧。他抬起头，锐利的目光再次投向王姐，带着更深的探究和凝重。
王姐只觉得那目光像烙铁，烫得她灵魂都在战栗。她闭上眼睛，两行滚烫的泪水终于冲破堤坝，汹涌地滚落下来，砸在冰冷的收银台玻璃上。她再也支撑不住，身体顺着柜台滑落，跌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她蜷缩起来，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头深深埋进臂弯里，肩膀剧烈地抽动着，发出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
“建国……老王……”她破碎的哭声在警笛的间隙里，微弱却撕心裂肺，“是他……是他害了你……是他调了天平……害死了你……害死了那个病人……”
混乱中，另一个警察在男人那件旧灰夹克的内侧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硬皮的小笔记本。他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边缘磨损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面容清秀却异常憔悴的女人，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虚弱地靠在病床上，对着镜头努力挤出一个苍白的笑容。照片背面，用褪色的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小字：“爱妻 林秀梅 摄于肿瘤科三号床 永念”。
笔记本的扉页上，同样用那种褪色的墨水，写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字迹，笔划颤抖而用力，仿佛用尽了书写者全部的力气和悔恨：“秀梅走了一百零三天。药不够，都怪我。那天当班的药剂师叫王建国。我找过他，他不认。秀梅，是我没用，是我那天不该动那个念头……是我调了天平……是我害了你……报应，都是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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