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个王海…”我扔掉手里的东西，拍了拍手，“大海捞针。”
希望彻底熄灭。红霞眼里的光没了，她重新瘫软下去，肩膀垮塌，头深深埋下去，发出一种像是被堵住了口的、压抑的呜咽声。不是哭诉，不是嚎啕，是动物受伤后的哀鸣。
我看着她，胃里像塞满了那堆变质腐败的食材，沉甸甸地往下坠。愤怒吗？恨吗？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疲惫和冰凉。我们曾经围坐在这里，举杯说着“一家人”，说着“有难同当”。如今，一个被警察带走，一个崩溃在地，一个站在这里，算计着最冰冷的现实。
“官司…还是要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红霞的呜咽停了一瞬，她猛地抬头，脸上泪水纵横，混杂着油污和绝望，狼狈不堪：“还能告谁？”
“不一定是为了赢，或者为了立刻把钱要回来。”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后巷，“是为了把这件事钉死。有了法院的判决书，哪怕是一纸空文，至少明确了一点——我们是受害者，债务是这么没的，店是这么垮的。将来…万一有一天，那个王海落网了，或者陈名下有财产了，我们还有追索的依据。”
我说的是“我们”。
红霞怔怔地看着我，像是在消化这段话里复杂的、与她此刻的崩溃无关的逻辑。
“而且，”我转过身，看着她，“房东的租金、水电费、供应商的欠款…这些烂账，都需要一个说法。饭店倒闭，不是经营不善破产，是被人诈骗导致资不抵债。这里面的区别，法律上，性质不同。”
我提到房东和供应商时，红霞的眼神瑟缩了一下，那是更现实的恐惧。饭店没了，但欠的债还在。
“打官司…难吗？”她小声问，声音里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虚弱和茫然。
“难。”我回答得很干脆，“要请律师，要整理证据，要跑法院，要面对各种程序。而且，时间会很长，很长。最后可能真的只是一纸文书。”
红霞的眼神又黯淡下去。
“但是，”我加重了语气，“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像是‘正常’程序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红霞姐。不能就让这件事…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只剩下我们三个烂在这里，互相恨一辈子。”
最后那句话，似乎戳中了她。她想起了刚才和陈生歇斯底里的互相指责，想起了自己签合同时的狂热和盲目，身体又是一颤。
沉默再次降临。
过了好久，她用手背胡乱抹了把脸，挣扎着，用手撑着她，慢慢地、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扶住旁边一张桌子，稳住身体，然后看向我，眼神里终于有了一点聚焦的东西，那不再是空洞的绝望，而是一种认清了最坏结果后的、残存的、微弱的光。
“好。”她说，声音依旧沙哑，却多了一丝力气，“打官司。”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这片狼藉，补充道，像是在对自己发誓：
“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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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阳光刺眼地照进“聚香居”，清晰地照亮了每一处污渍、每一道裂缝、每一粒灰尘。屋里那股食物腐败和清洁剂混合的怪味，经过一夜的发酵，更加难闻。
我和红霞在店里碰头。我们都换下了沾着油污的店服，穿了平常的衣服，看起来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两个败军之将。她眼睛肿得像核桃，显然一夜没睡。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没有寒暄，甚至没有对视。我们默契地开始最后一遍清理。主要是找出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
那份假合同、王海的名片、订货单、银行转账记录（红霞颤抖着从手机银行里调出截图打印）、那堆“货”我们挑了几样最具代表性的，用干净袋子封好准备带走。还有店里的账本、租赁合同、装修报价单和付款凭证…所有能证明我们投入、经营以及最终如何被拖垮的文件，都被翻找出来，分门别类。
过程沉默而压抑。每拿起一张纸，都像是在揭一次伤疤。那些数字，记录着我们的心血、争吵、希望和愚蠢。
整理到一半，房东又来了。这次他没带人，自己来的，脸色依旧不好看，但看到店里这副彻底完蛋的模样，又看到我们不是在搬东西而是在整理文件，倒是愣了一下。
“怎么说？”他语气生硬地问。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走过去：“刘叔，店肯定开不下去了。这些桌椅灶具，您看能抵多少租金？剩下的债务…”我深吸一口气，“我们遇到了诈骗，已经报警立案了。这是立案回执。”
我把手机里拍的立案回执照片给他看。红霞站在我身后，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
房东眯着眼看了半天，脸色变幻，最后叹了口气：“诈骗？唉…我说你们这几个年轻人…真是不小心！”他摇摇头，语气缓和了些，“这些东西，折价厉害，最多抵两个月租金。剩下的…算了，看你们也可怜，剩下的租金我也不追着你们要了，就算我倒霉！但这月的物业水电费你们得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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