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比预想的好很多。我和红霞都松了口气。
送走房东，红霞忽然低声说：“他倒是…挺好说话。”
“他不是好心，”我看着房东的背影，“他是看准了逼死我们也拿不出钱，不如拿点现成的东西止损，还能得个人情。真要打官司追债，他耗不起那个时间精力，这些旧桌椅也值不了几个钱。”
红霞愣了一下，若有所思。
证据基本整理齐全，我们抱着一大摞文件去了附近一家律师事务所。前台接待看到我们抱着的箱子和我们俩的脸色，大概就猜到了七八分。
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姓张的女律师，四十岁上下，穿着利落的西装套裙，表情专业而冷静。她耐心听我们语无伦次、互相补充又时常陷入沉默和激动地讲述了整个经过，翻看了我们带来的部分材料，特别是那份假合同和我的录音笔录整理稿。
“…所以，”张律师总结道，“你们三位合伙人，其中一位涉嫌与外部人员合谋，以虚假合同诈骗了合伙体的资金，导致合伙体无法经营，对外负债，是吗？”
“是。”我点头。
红霞也跟着点头，补充道：“陈生…就是那个合伙骗我们的，已经被抓了！”
张律师点点头，手指在录音笔录上点了点：“这个录音证据很关键，对于刑事定案有帮助。但是…”她话锋一转，“关于民事追偿部分，也就是你们想打的官司，对象是谁？追讨什么？”
我们愣住了。
“告…告陈生和王海啊！”红霞急切地说，“让他们赔钱！”
张律师微微摇头：“刑事判决会责令被告人退赃赔损，但如果被告人没有可执行财产，比如这个王海在逃，陈生个人名下没钱，法院也无法执行到位。这意味着，你们很可能拿不到实际赔偿。”
一盆冷水浇下。
“那…那怎么办？”红霞的声音又带上了哭腔。
“另一方面，”张律师继续冷静地分析，“饭店对外欠的债务，比如房东的租金、供应商的货款，这些债务是基于合伙经营产生的，首先需要用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部分，由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无限…连带责任？”红霞脸色更白了。
“意思是，如果房东或者供应商起诉追债，他们可以要求你们三位合伙人中的任何一人，偿还全部债务。你们内部之间的责任划分，比如陈生的诈骗行为，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
我明白了。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是受害者，欠外面的钱，我们还是得还。除非宣布个人破产，但那在国内程序极其复杂且限制众多。
“所以，打官司，”我开口，声音干涩，“首先不是为了追回我们被骗的钱，而是为了明确这些对外债务的性质，以及内部的责任划分，对吗？哪怕暂时没钱还，也要在法律上把账算清楚。”
张律师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露出一丝赞许：“是的。这是目前最务实的目标。通过诉讼，确认诈骗事实，将陈生的行为导致的损失在内部责任上进行厘清。虽然对外，你们可能仍需先承担偿还责任，但取得生效判决后，你们可以向陈生追偿，未来一旦他有财产，就可以执行。同时，对于已报警的刑事案件，民事判决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现实冰冷而残酷。官司要打，但不是立刻就能拿回钱的捷径，而是一场漫长、耗神、甚至可能暂时看不到结果的正面斗争。
“律师费…”红霞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张律师报了一个数字。不算天文数字，但对于刚刚赔光了所有积蓄的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红霞倒吸一口冷气，看向我。
我沉默了片刻，问张律师：“如果…如果我们自己整理材料，自己跑立案，只在关键环节咨询您，费用会不会…”
“可以。”张律师点点头，“风险代理也可以考虑，但鉴于执行风险很高，律师通常不太愿意完全采用风险代理。按小时咨询或者固定项目收费，对你们来说可能更经济。但我必须提醒你们，诉讼程序复杂，自己操作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耽误时间。”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阳光依旧刺眼，但我们俩都感觉不到丝毫暖意。抱出来的那箱证据，仿佛比进去时更沉了。
“怎么办？”红霞喃喃地问，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天。
我们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一时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分摊。”我说，“律师咨询费，诉讼费，我们俩分摊。”
红霞猛地看我：“我们还…还要打？”
“打。”我看着路上匆匆的行人，“就像你说的，不能就这么算了。就算是为了把那本账算清楚。”
不是为了立刻赢，是为了活下去，是为了将来某一天，能抬起头对自己说，没有稀里糊涂地烂掉。
红霞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好。分摊。”
她的眼神里，那点残存的、微弱的光，似乎坚定了一点点。
我们抱着那箱沉重的证据，朝着公交车站走去。第一步，是去法院立案庭，先问问自己起诉需要准备些什么。路很长，步子很沉。
但总得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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