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要去上学。” 喜闹仰着头，眼神坚定得像块石头。马贵愣住了，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恍惚间，女儿彩凤十岁时的模样与眼前的喜闹重叠在一起。那时，彩凤也是这样眼巴巴地求他，可他却因为穷困，生生掐灭女儿的希望。
“孩子，你怎么想起要去上学了？” 马贵蹲下身，声音有些发颤。喜闹眼睛亮晶晶，兴奋地说：“牛世祖大哥家的牛德兴都上学了，他认了好多字，知道好多事情，我们在一起玩，总是他给我们讲故事。我今年已经十岁了，我也要去上学。”
马贵紧紧握住儿子的小手，泪水瞬间决堤。他想起彩凤，心里满是愧疚，当年的遗憾如潮水涌来，几乎将他淹没。
“爹，你怎么了？” 喜闹慌了神，伸手去擦父亲的眼泪。马贵摇摇头，泪水却越擦越多。他何尝不想让孩子上学？喜闹的两个哥哥早年还能读几年书，那时父亲健在，家里虽不富裕，日子还能勉强支撑。可如今，父亲去世，为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家里一贫如洗，哪里还有钱供喜闹读书？喜闹见父亲不说话，也不敢再吭声，像只受惊的小兔子，怯生生站在一旁。
母亲从炕上下来，一边往灶房走，一边无奈地说：“既然喜闹这么想上学，就让他去吧，家里有困难咱们再想办法。”
马贵咬咬牙，点点头。喜闹一下子跳起来，拉着父亲的手说：“爹，你别担心，即使去上学，我也在放学后帮助家里干活。” 马贵看着懂事的儿子，心里又愁又喜，愁的是学杂费不知从哪儿凑，喜的是儿子这般上进。
这时，马友才扛着锄头，像株被风吹弯的庄稼，慢吞吞走进院子。他把锄头往墙上一放，拖着沉重的步子进了屋。马贵这才发现儿子回来，看看窗外高悬的太阳，叹口气说：“你累了，先喝口水，爹跟你商量事。” 马友才确实渴极了，走到水缸前，舀起一瓢水，“咕咚咕咚” 灌进肚里。喝完水，他抹把嘴问：“爹，你要跟我商量什么事？”
马贵一脸无奈地看着儿子：“虽然咱家买了六亩旗地，可是这几年咱家又添几口人，你哥哥娶了媳妇，生了卫华和卫东两个小孩，全家 8 口人只种 6 亩地，怎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今天你弟弟还想去上学，经济更困难。”
马友才看眼喜闹，心里有些不高兴，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马贵知道儿子的心思，可他不能再让喜闹重蹈彩凤的覆辙，咬咬牙说：“我想你也去给韩大宅当长工，我在家种这六亩地，也可以。” 马友才沉默许久，最终点点头：“好吧，明天我去韩叔家问问。”
从此，喜闹有了学名 —— 马友志。他每天像只勤奋的小蜜蜂，早早跑到东庙学堂学习。夜晚，别的孩子在温暖的被窝里安睡，他却渴望读书。因为没钱买书，他只能厚着脸皮跟牛德兴借旧书；家里买不起灯油，他就借着月光，在窗前苦读，实在看不清了，才恋恋不舍地上床睡觉，第二天鸡叫头遍，又爬起来学习。
另一边，韩渊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小学毕业后，他考入省立德归中学。开学那天，父亲领着他走进校园。学校大门两侧，月牙形栏杆的花墙像两条温柔的臂膀，将校园轻轻环抱。大门内，两行垂柳依依，枝条随风摇曳，仿佛在向新生们招手。东西两侧的篮球场平整开阔，像两块碧绿的翡翠。小路北端，庄严的礼堂矗立着，正门前的拱门与花玻璃窗子相映成趣，透着一股雅致的气息。礼堂后院，一排排自习室整齐排列，是知识的宝库。学生宿舍分初中和高中，初中生住的大通铺，透着股军营的豪爽；高中生的单人床，多了份静谧与独立。优美的环境让韩渊心花怒放，仿佛置身于知识的殿堂。
“丁铃铃 ——” 上课铃响，韩渊匆匆跑进教室。同学们坐定后，一位身材高大、脸色红润的男教师走进来。他将书轻轻放在讲台上，声音低沉而有力：“我姓张，叫张更生……” 张老师的课很有魔力，即使讲到国民党的抗日政策，也能深入浅出，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对国民党产生反感。韩渊一下子喜欢上这位老师，可没过多久，张老师却突然消失了。后来才知道，国民党要抓他，他被迫逃亡。直到解放后，韩渊才知道，这位张老师竟是雨县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张苏。
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堪称一流，多数老师来自北平，对英语、语文和数学抓得极紧，其他课程也毫不放松。音乐课堂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伏尔加船夫曲》等抗日救国歌曲激昂的旋律，像火种点燃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体育课上，田径、球类等项目锻炼着他们的体魄；绘画等手工劳作课，培养他们的创造力；童子军训练中，操练、列队、爬山、渡河、救护等技能的学习，让抗日救国的理念深深扎根在他们心中。
卢沟桥事变前，日寇侵华的野蛮行径愈演愈烈。韩渊听说高年级同学已经组织起来，去察哈尔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抗日。他心里很担忧：自己的学习是否能正常进行。所幸学校还在照常上课，学习气氛仍然比较浓厚。
初中前两年，韩渊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每一门功课都让他着迷。学年结束，看着满意的考试成绩，他满心欢喜地整理行装，准备回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这两年的寄宿生活和一次次的行旅，像磨刀石，将他打磨得独立而坚强，遇事不再轻易依赖他人，而他的人生，也像初升的太阳，渐渐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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